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然而，一个良好的时代，必定有良性的制度来维系权力运作的平衡。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历史中，政治文化的中心是人还是制度，抑或是二者兼具及互动，这是一个讨论不断的话题。

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在她的《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一书中，关注的是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对当今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要素。”这当中，既有政治制度也有历史文化。她试图用典章经制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理乱兴衰。也有被“理乱兴衰”所淹没的、所消解的人的文化精神，这种深层的历史文化，就是曾经发生的、造成巨大影响的因素沉淀下来，塑造了我们的精神状态和人生态度。我们回望着过去就会发现，历史就是今天的来路。这本书虽然以宋朝为聚焦的中心，却是一部流动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

宋朝的开国，继承的是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年间藩镇并起、华夷杂居不可收拾的烂摊子；眼前一片又是唐末五代以来天地闭、贤人隐，诈力并作、廉耻丧尽的世风。面对这样一个开局，王夫之在评价宋太祖的开国国策时，这样说：“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正是这样的一个开局，迎来了赵冬梅教授笔下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司马光曾这样评价北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盖睿祖开基，规模自别。”司马光将北宋的好局面，归结为宋太祖的祖宗之法，而王夫之的评价似乎昭示，赵匡胤正是以一己之力，把一手烂牌打出了花色，“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敬畏之心，是君主的施政起点，也是约束皇权的最基本法则。

帝制时代的中国，朝廷国家所关切的核心利益，无非是两大问题：皇权安全问题——延续一家一姓的长期统治，中央集权问题——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而这两个兴亡攸关的问题上，帝制国家一直在摸索。一方面，每个朝代都有建国之初形成的经验与章法，伴随着开国君主的巨大事功成为祖宗之法。另一方面，政治问题又必将因时势在环境变化中调整具体的施政措施。

华夏传统之中，视天下为一整体，名之曰江山社稷，而君子及其文化理念正是支撑这一世界的梁柱。经过长期的博弈和演进，在儒家士大夫的话语体系里，江山社稷的天下观，既是一种世界秩序的良好期许，也是皇权、国家、百姓三位一体的良性结合。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一种道德法则，转化成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君主的统治必须与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一致。作者赵冬梅教授在书中提出，儒学在承认人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追求一种抽象的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与谁共天下，如何共天下，就成了解决政治问题的一把钥匙。宋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君臣共治时代，而这种共治之中，就暗含了儒家的同道共治意味——皇帝、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有着整体的共同利益必须维护。而古代中国的君臣，能够形成这样的共识，经历了千年的经验积累。

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在北宋达到了最好状态，尤其是在北宋仁宗一朝，已经接近了理想的状态，国家制度设计精美，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藩镇、宦官、外戚、权臣等一系列对国家和皇权的干扰，而澶渊之盟后数十年间对外关系的相安无事又使得“戴白之人不识干戈”，作者认为，北宋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这其中包括了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然而，自从宋神宗时代开始，这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看到的几乎都是破坏。雄才大略的宰相王安石和年轻有为的君主宋神宗，以富国强兵、开疆拓土为目标，打破了旧传统，追求新目标。皇权被从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国家与社会利益平衡的原则被打破，统治集团内部宽容的相处原则被破坏，以“敛财”为中心的财政政策需要一大批“聚敛之臣”来实际操作，官僚集团迅速腐化、分裂。国家挤占社会，专制取代宽容，批评纠错制度犹在，却沦为了权势者的利爪尖牙，宋代的政治文化一路下行、节节败退，最终将国家拖进了泥沼。我们为北宋的歧途末路而扼腕叹息，而这种昙花一现的政治文化顶峰之后，却是历史抛物线的下坡。

阅读这样一部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历史学者非常深邃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观察力，她用优美的文字和其背后深刻的思考，来告诉我们如何理解和认知过去，而这将决定着我们如何思考现在和瞩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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