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简牍专家对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木牍研究的层层推进，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也得以被进一步揭开。
3月18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墓主人是一位御史，名为昌，爵位为五大夫，属九等爵，官秩六百石。
在关口一号墓中，不仅出土了告地书，还同时出土了“随从车马牍”。白九江说，简牍专家们通过对这两份重要文书的比对、印证，才得以进一步了解了这位两千多年前官员的更多“简历”。
那么，简牍专家们是如何从两份文书的只言片语中抽丝剥茧，最终得出答案的呢？
白九江还原了谜题破解的每一个步骤。
墓主人属官为御佐
“御佐”一职的出现时间被提前
首先被破译的，是关口一号墓内出土的最为重要的1号木牍：告地书。
▲关口一号墓出土的告地书、遣策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简帛研究中心邬文玲团队在今年2月从北京给重庆文物考古研究院传来了告地书的释文：
“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涪陵盧敢告地下主/御史昌案掾地下獄疏書所齎/及從者一牘可續食與從事敢告/主”
这段文字，明确地写下了“御史”这个官职，让墓主人的身份一开始就得以确立。
而更多的信息，则来自刚刚被破译而出的2号木牍。
那么，被标记为2号木牍的“随从车马牍”中，又写了什么呢？
经过数月的研究，释文得以初步明晰：木牍正、背面载“从公子者”有家眷七人、属官一人、奴婢二十三人。
线索来了。
关于“属官”，“随从车马牍”中对其描述为“御佐官大夫郤？更？”
这是一个什么工种？
白九江说，御佐是官佐的一种，应为相应职官的副职或助手，而官佐身份比一般的佐史高，大体与令史的地位相当，甚至还排得更靠前。
这简单的一句话，将历史文献中从东汉才出现的“御佐”一职，往前推到了西汉初期。
截至这一阶段，关口一号墓墓主的身份细节，开始浮出水面。
既然他的其中一位从人为御佐，那么墓主的身份应该要高于县级令史一类吏职。
墓主人儿子是官大夫
由此倒推出御史昌真正爵位
截至上一阶段，墓主人的身份已确立为“高于县级令史一类吏职”。
那究竟高出多少呢？
“随从车马牍”中关于家眷的记载，给出了线索。
关于御史昌的家眷，“随从车马牍”中是这样描述的——“弟公乘疑”“子小公大夫卯”“弟子小官大夫□”。
白九江说，其中“弟”应是御史昌的弟弟，“弟子”为其弟弟的儿子，“子”应为御史昌的儿子。
▲关口一号墓椁室正射影像
此时，史书登场。
《二年律令·置后律》记有军功等爵之人死后可立继承人（即“后子”），“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侯〈后〉子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
根据这段记载，侯爵的后子仍可承继侯爵，卿爵（即第十至十八级）的后子通通降为公乘，而五大夫至簪褭的后子均降二级。
接下来，专家们要找的，就是秦汉时期的等爵制度了。
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实施二十等爵制，官大夫为二十等爵第六级，公大夫为二十等爵第七级，公乘为二十等爵第八级，五大夫为二十等爵第九级。
2号木牍记载昌的弟弟“疑”的儿子比“疑”的爵位低二级，足可证明《二年律令》所言非虚。
据此，根据昌的儿子为官大夫，昌的爵位得以同样倒推而出：当为第九级五大夫。
墓主人身份不低五大夫
爵位“年薪”可领六百石
研究完御史昌的官职和爵位，那么他当年可以从朝廷领多少薪水呢？
这个问题看似出土木牍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流传至今的浩瀚文献，却忠实地记录下了御史昌的俸禄。
《二年律令·赐律》记：“御史比六百石”。
《汉官旧仪》卷上记：“御史，员十五人，皆六百石。”
……
至此，六百石这个“薪酬待遇”，可以明确。
那么，领这份“薪水”的官吏，身份重要吗？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和汉景帝分别给出了答案：
西汉初年，刘邦诏书明确指出“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
汉景帝则认为，“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
由此可见，汉代初期，在文帝实行“入粟拜爵”前，五大夫的地位是较高的。
▲关口一号墓所在的天子坟遗址全景图
为什么要对御史昌的身份刨根问底？
白九江说，关口一号墓出土木牍提供的信息，为西汉初期官、爵对应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案例，也为相应等级墓葬规格判断提供了标准。
编辑：刘一叶 主编：兰世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