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报艺文志·口述】陈行甲：永远期待还未遇见的人生

“我很喜欢刺猬乐队唱的‘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会怎么想，坦白讲，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感伤。这句歌词很文艺，也像在提醒我们，年轻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要好好珍惜。其实我真的觉得，年轻应该被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定义。”

5月25日，由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重庆新华出版集团主办的“陆海讲读堂”第七期活动正式开始之前，一口气说了一大段，陈行甲停下来，看着沙发对面的笔者，一脸真诚地笑着。

这是采访中又一次恰到好处的暂停。在一番近乎直白又不失文采的即兴表达之后，问答双方正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对话场景里渐入佳境。如同好茶总有回甘，采访间的空气中，似乎也回荡开一种余韵。这余韵散发出阳光的温暖芬芳，在看不见的角落，理想主义的花朵悄然绽放。

▲陆海讲读堂活动现场。记者 梅耀 摄

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更有说服力，抑或只是无意识的习惯，他讲话时常常配合着手势。他情感充沛，眼神明亮，闪烁光芒。那光芒跃动着青春，会很容易让人忘记，他已经步入了五十有四的年纪。

当然，他会让人感到青春，不仅因为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还在于他那颇有“迷惑性”的外形：纯白T恤、蓝色牛仔、运动跑鞋，以及保持尚可的身材，元素叠加，赋予他一种具有减龄效果的清爽干净。

“少年感是一个好词儿，我特别喜欢。在我内心，一直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当听到笔者说“54岁”和“少年感”天然存在一种反差时，陈行甲笑着表示“抗议”：“虽然已经54岁了，但我还在畅想60岁那年，也要玩出新花样。你等着看啊，我真的会这么做。但我不能剧透太多，我是有打算的。我甚至连80岁生日要怎么过，心里都是有好多想法的。”

“五六十岁了，我仍然青春勃发；等到80岁，我仍然能少年感满满，那样的状态，想想都激动。”他的确开始激动了，越说越开心，甚至又开始挥动起手势来。

那么，少年感究竟是种什么状态？他脱口而出：“很简单啊，比如我虽然54岁了，但对将要去往的人生，我仍然怀有向往，并且将永远向往、永远好奇那些我还未走向的人生。”

《别离歌》

用写作来度过生命中不太好的时刻

“我已经好些年没来重庆了，因为这些年投身公益后，我的主阵地转移到了青海、甘肃，还有广东的粤北山区。但对重庆，我非常有感情。”暌违多年再度来渝，陈行甲作为“陆海讲读堂”新一期讲读人，带来一场“每个普通人都是自己的英雄”主题分享。同时带来的，还有他的第二部自传体随笔《别离歌》。

《别离歌》记录的是陈行甲投身公益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其实主要就是一些经验和见闻，是我公益之路上经历的事和人，是值得被记录的一个个鲜活生命。”

他谦虚地说，自己并非一个专业作家，但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诚实的自我省思中，他获得了写作的勇气，“以‘别离’为书名，是因为别离是每一个人都殊途同归的结局，别离是人生的一种真相，人生所有相聚，其尽头都是别离，并且，唯有在生离死别之际，方能真正显示出人世间最真实、最复杂的情感。‘别离歌’三字来自李煜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这三个字透出的那种庄严和深情的感觉，我特别喜欢。”

聊起写作，并非专业作家出身的陈行甲，能让人在谦虚之外听出一种雄心勃勃，“我的第一本自传随笔《在峡江的转弯处》销量破了百万册，新书《别离歌》上市10天就发行超15万册，说实话我挺意外。但我在少年时的确曾有一个作家梦。”他回忆，少年时代爱读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约翰·克里斯多夫》《平凡的世界》等爱不释手，刚上大学第一学期，他还拿了全校新生征文比赛二等奖，“一等奖只有一个，是中文系的女生；二等奖也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数学系的我。”

对他而言，第一本书《在峡江的转弯处》是生活的意外馈赠，“当时人民日报出版社跟我约稿，我试着写了写，没想到反响很好，感受到生活在不经意间带来的巨大幸福后，我决定继续写下去。”

第二本书《别离歌》则是主动为之，“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怎样去度过那些不太好的时刻、跨越那些坎坷？记录下此时此刻的感受和经历，找到一个角落去安放自己的情绪，这很重要。我想，这是写日记的很重要的功能。我在伙伴们进行公益服务时有很多感悟，我们服务的是重症患儿，主要的场景是医院，会看到很多人的生离死别，这些感触都促成了我写《别离歌》。”

跟催人泪下的《在峡江的转弯处》相比，《别离歌》对爱的叙事拓展了外延，也提升了内涵，从宏大转向了具体而微的众多平凡个体，对此，陈行甲表示：“爱是一种素养、一种能力，需要去表达、呈现和连接，文字工作者、写东西的人都带着这种使命。人类的爱来自天性，是生物本能，但现实难免有遗憾，希望《别离歌》能唤起更多人对爱的感知。”

他说，在繁忙的事务之外坚持写作，根源在于他始终信仰文学，“为什么文学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却千百年来永远存在？因为那些文字总会让我们热泪盈眶，让我们产生力量，有勇气好好活下去。蕴藏在文字中间的爱与力量能隔着时空、时代传递，文学教会我们怎样去爱，怎样去感受爱。我希望通过写作传递给每一个人，人生旅程注定别离，但我们要踏歌而行。”

公益人

在人生下半场攀登另一座山

很多人知道陈行甲，是因为他曾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等众多荣誉。2016年，他辞职成为一名公益人，主要从事中国欠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这些年来，他见证了很多普通人的生离死别。

“我一直很崇敬彼得·德鲁克。他曾说，人生可以像一场足球比赛，分成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45分钟，中场休息之后我们看下半场。辞职那年我正好45岁，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我后来在很多演讲中提到过，人生上半场我努力了，我攀登了我的山峰，那么人生下半场，我决定下到山谷，从头开始。”他说。

公益慈善事业是陈行甲要在人生下半场攀登的另外一座山。“现在局面已经打开，这座山峰，我不敢说已经到了什么位置，但我自己判断已经爬到了半山腰，因为我的架构已经形成，项目设计好了，执行到位了，管理规范了，得到了很多信任。我其实是怀着一个更宏大的理想来做这件事的。”

▲陆海讲读堂活动现场。记者 梅耀 摄

在他看来，这是一场创新的实验。“比如我们的核心项目‘联爱工程’，以儿童癌症病种为例，找一些欠发达地区做试验田，在试验田范围内，对所有儿童癌症患者进行兜底治疗。”

他进一步解释，在现代公益慈善中，真正的重点在于为患儿和家庭的服务，“给钱其实只占我们工作量的5%，剩下的95%都是服务。我想从患者、医生、药物三个角度出发进行社会实验，用服务来因地制宜地寻找解决之道。”

他表示：“这是一个严谨的社会实验，是在数据库基础上，从患者、医生、药物三个角度去进行探索。”

《别离歌》第一章讲述的阿亮的故事，是来自儿童癌症救助中的一个悲伤故事。

“我们服务的患儿85%以上活下来了，但阿亮却是不幸的那一个。这个孩子对我的书写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不写，他就像一粒尘埃从世界上消失了，不会有人记得这个孩子曾经在人世间来过，曾经用力活过。阿亮曾被妈妈抛弃，但我认为孩子妈妈依然伟大，她在绝望中抛弃孩子，只是因为她被压倒了、绝望了，她应该被原谅。”

陈行甲说，与阿亮和他妈妈一样的众多小人物并不惊天动地，但他们遭遇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的经历值得书写。

“他们的故事是我们公益慈善路上前行的动力。平凡的世界里每一个普通人都不平凡，因为那些看似平凡的人物在艰难时刻都选择了不放手，选择了坚持到最后，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选择题

在每个路口聆听内心的声音

某种意义上说，54岁的陈行甲把自己的前半生活成了“传奇”。

1971年，他出生在湖北跟重庆交界的一个贫困山区——湖北省兴山县高桥乡下湾村，从村小开始读书，到乡镇初中、县城高中、省城大学，后来又有机会到北京念硕士，还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公派留学，一步一步，这个乡村少年，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从山里走到了山外，后来又从山外回到山里，是读书让我一步一步靠近了我幼时的梦想。小时候在农村很辛苦，父亲在外面工作，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生活，现在我在深圳，有时会面对大海心生感慨，是读书带我看到了山外边的海。”他笑言。

他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给他讲过一堂课，叫《山那边是海》。那时他作为一个山村少年开始对山外的世界产生向往，“大海可以是无边无际浩瀚的海洋，也可以是我们心中向往的远方，是我们希望活成的状态。我曾是一个有着英雄情结的乡村少年，希望活出英雄般的人生。”

▲陆海讲读堂活动现场。记者 梅耀 摄

在人生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他遭遇过一个个小径分岔的路口。面对那些可能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题时，如何做出不后悔的决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标准就三个字，‘我喜欢’，因为千金难买我喜欢啊！”他的回答很潇洒。

如果在以“我喜欢”为标准做选择时，会面临现实的重重考验和挑战又该怎么办？“那就多问问自己，什么才是自己最喜欢的？我究竟要过怎样的人生？”他不假思索。

“人还是需要有一点理想主义的。去大学演讲时，我特别鼓励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主义。”他说，“诗和远方”听上去很“作”，我们可以没有诗，但一定要有远方，“远方就是要看远一点，它可以是模模糊糊的，要想我这一生不要白活，我可以做一些事情，要做一个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的人，要对我的家乡有所贡献，我想去游历世界，我想去见没有见过的风景，去体会目前还没有想到的人生等等。模糊一点都不要紧，但是要有，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

“寻找这种意义感，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不难。就好像我现在54岁了，还有很多朋友说我有少年感。”他笑道，少年感或许是解决很多人生困惑的钥匙，“青春年少的时候，看问题往往简单，因为我们对人生不确定的未来是充满向往的，这就叫少年感。无论你多大的年龄，只要你还是这样一种人生状态，你就还是少年。不遗憾、不纠结、不后悔那些荒唐的、迷茫的、惆怅的人生过往，永远期待还未遇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