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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改革触发城口县香溪村新“三变”
    来源:重庆日报客户端
    时间:2019-02-13 15:03:36 | 记者:罗芸 | 编辑:陈韫宇

      重庆日报客户端讯(记者 罗芸)12日,正月初八。快到正午,峡谷中的云雾徐徐散去,露出水墨画般的崖壁,以及从崖缝中飞泄而下的崩溪河瀑布。

      河谷边,城口县庙坝镇香溪村干部群众正在平整道路、安装路标。欢声笑语汇成一片,在谷中回荡。

      在一个三岔路口,杨传太用锄头挖出一个小坑,牟昌洪把还带着油漆味的路标插进去,轻轻摇晃试了试:“嗯,稳当了。老杨,下午接到来干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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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昌洪(左)与杨传太(右)在崩溪河景区岸边安设路标。记者 罗芸 摄

      正月十五前,都是香溪村村民的“闲耍”时间。为何今年大家要提前出工,还热情高涨呢?

      原来,去年2月香溪村启动了“三变”改革,组建起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不到一年时间,联合社便实现收益12.8万余元,村民户均分红超过330元——这让曾是“空壳村”的香溪村有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村干部工作更主动积极,村民脱贫致富信心也更足。

      香溪村:从“空壳村”到资源富集村

      崩溪河从香溪村蜿蜒流过,两岸仍留存着一些瘠薄的耕地。这些地块像壁毯一样“挂”在超过70度的陡坡上——若不拽紧山上的草木,记者在地里几乎无法站稳。

      “莫看不起这些地,我们祖祖辈辈就是在这种地里‘刨饭’吃的。”住在峡谷边的村民陈友美对土地感情深厚,“过去是想种粮,没地;想办厂,没矿产资源。”

      转机来自于“三变”改革。

      改革前,村里把资源梳理了一遍,又喜又忧。喜的是,险峻秀丽的崩溪河峡谷、樱桃溪两岸茶园所产茶叶,均在县内外小有名气。忧的是,因为分户经营,崩溪河沿岸缺基础设施、缺接待能力、缺环境保洁,旅游仅限于“一日游”“一次游”;茶园仅有400亩,茶叶无品牌、无包装、无市场,每公斤明前茶只能卖200元。

      摸清家底后,村里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全村配置股份209户,782股。联合社再成立两个公司,分别对景区和茶园进行开发、管理:通过投资和争取上级资金,改造了景区道路,增设自驾车停车场和销售点,添置电瓶车、路灯、垃圾桶;新增茶园800亩,并借“抖音”、微信等平台进行营销。

      通过走市场化的路子,香溪村的资源真正变成了资产。去年世界杯期间举办啤酒消夏节,景区日均吸引游客三四百人次,虽然人不是很多,但带动了近20户村民现场销售零食、土特产,并带动新建起5户农家乐。此外,茶叶注册品牌后,每公斤均价涨至800元,最高卖到1600元,带动了近百名村民务工。

      “景区和茶园带来了货真价实的钞票,我们也敢理直气壮地说香溪不再是没得产业的‘空壳村’了。”村党委书记刘汉东说。

      村干部:由按部就班到主动进取

      牟昌洪的办公桌上,厚厚的蓝色文件夹满满地排成一排。叠放在桌上的工作笔记,已记完两本,正在用的一本也用了一半,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发展计划、收支情况、对公司发展的思考与打算、村民发展意见的收集……

      牟昌洪在村里任干部已有3年。作为村会计,过去她的工作比较单一,只需按部就班。

      “三变”改革中,牟昌洪当选为联合社法人,兼职不兼薪。“去年一年的工作量,比过去两年总合还多。”她笑道。

      除了原来村会计的职责,牟昌洪还要琢磨联合社的发展,参与具体工作。特别是去年啤酒消夏节期间,她早上六点就要起床,凌晨一两点才收工回家,常累得来不及洗漱,倒头就睡。

      “以前香溪是一个干群矛盾比较突出的村。”庙坝镇副镇长田道兴介绍,村里矛盾多、上访多,每次换届选举过程都很“坎坷”。

      成立股份联合社后,在联合社兼了职的村干部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将更多心思放在发展村集体经济上。

      看到村干部实实在在的付出,村民“找茬”的少了,理解、支持干部的多了。

      “上个月分红后,很多村民笑着说希望明年能分更多。”牟昌洪说,“这种希望也成为我们在新一年里干好工作的压力和动力。”

      村民:由伸手要“补助”到主动要“活路”

      立春后,几天的暖阳就催出了向阳山坡上草木的芽苞——新的用工季快到了。

      “啥时开工哟?我耍得骨头都僵了!”伴着一阵“抱怨”,村民周其东一脚踏进村办公室,惹得大家大笑。

      周其东是村里的贫困户,本着“会哭的娃有奶吃”的说法,他曾是村里最出名的“哭穷户”——每每遇到镇村干部就绘声绘色地诉苦,接着必定会问:最近有啥补助下来不?帮我争取争取嘛!

      去年茶叶公司成立后,周其东被村干部劝到茶园打工。一开始,他嫌干活累。慢慢地,他发现通过双手挣钱踏实。嘲讽他“哭穷”的人也少了,他在村里腰板直了不少。

      务工期间,懂些电工知识的周其东成了“技术工”,还鼓动妻子参加采茶、修剪、清园等工作。去年两人不出村就挣到3万元。

      “现在觉得伸手找政府要钱真是掉面子,”周其东不好意思地说,“花时间哭穷要的补助,还不如自己认真劳动挣来的钱多,这‘哭穷’帽儿我是坚决不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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