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县洋渡镇，一个许多重庆人听起来都陌生的地方。可在这里，重庆的考古专家们，却发现了一处明代中期的重庆人冶锌遗址。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航拍。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个遗址的出土成为我国古代冶金史上的重大突破，它将我国的冶锌技术提前到了明代中期，早于欧洲约4个世纪。

而这仅仅是在丰都县镇江镇至忠县洋渡镇约30公里区域内，相继出土的十余处冶锌遗址中的典型代表。

为何重庆冶锌遗址如此之多？明代重庆工匠的冶锌技术究竟有多牛？

2月4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矿石与烈火之歌 ——重庆古代炼锌漫谈》，揭开重庆闻名全国的冶锌历史。

在文章撰写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肖碧瑞的娓娓讲述中，这曲在重庆山水之间回荡数百年的“矿石与烈火之歌”首次完整地颂唱而出：

重庆三峡冶锌遗址群的相继出土，提供了比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用泥罐“开炼倭铅”还要早一百多年的中国最早单质锌冶炼实物证据。

冶锌工艺的难点——气态锌的捕捉，是由明代重庆城的工匠攻克的。

而到了清代前期，全国锌年产量可达839万斤，重庆最高峰曾达150万斤。

三峡冶锌遗址群：

将我国冶锌技术提前至明代中期

重庆地区古代炼锌的发现并非偶然。

早在1958年，为配合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工程，由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组成了一支62人的文物调查队，在丰都县兴义镇张家坪村（今杨柳寺村）的长江边上发现了大量内壁附着有矿渣的陶罐以及燃烧过的煤炭、土块等遗物。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出土的冶炼罐。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些陶罐曾被当地百姓误认为是中医煎药的陶罐，直到1984年冬季的一天，当地村民张学民在建房开挖房基时，在泥土中的一块石板上发现了十余块金属块，后来经过专家分析检测，这些金属块是含锌量高达99%的锌锭。

此后，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地区的炼锌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发掘，最终确认在丰都县镇江镇至忠县洋渡镇约30公里区域内，长江两岸海拔在155～170米之间的台地上，分布有20余处炼锌遗址，其面积由于江水的反复消长侵蚀，在1000~15000平方米不等。

此外，在长江支流的乌江两岸和丰都与石柱交界的七曜山山区，也发现有10余处炼锌遗址。

▲丰都庙背后遗址出土明代锌锭。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考证，确认这些遗址时代在明代中晚期至清代早中期之间，不但构成了中国最大规模的炼锌遗址群，更是提供了比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用泥罐“开炼倭铅”还要早100多年的中国最早单质锌冶炼实物证据。

▲《天工开物•五金》中“升炼倭铅“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些冶锌遗址相继发掘出土，进一步表明中国冶锌技术并非从国外传播进来，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轨迹。

而中国古人冶炼出的锌，不仅仅被用在了国内，还曾经远销欧洲。

史料记载，1745年，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在瑞典海岸沉没，船上运载的货物就是中国的锌，其纯度达到了98.99%。

完整生产流程：

明代重庆工匠攻克气态锌捕捉难点

锌作为常见有色金属之一，是古代铜、锡、铅、金、银、汞、锌等7种有色金属中被人工提炼最晚的一种，在中国，直到明代才被古人成功驯服。

为何？

这是由于氧化锌的还原温度（904℃）与其沸点（906℃）十分接近，当煤炭和锌矿一起加热时，温度很快高达1000℃以上，这时锌很快成为蒸气状态，随烟散失。只有当人们掌握了冷凝气体的方法后，锌锭才有可能被获得，所以气态锌的捕获是炼锌工艺的难点。

然而，上述难题被重庆古代工匠创造性地解决了。他们首先将氧化锌矿料、煤炭按一定比例盛入陶质冶炼罐内，罐口放置陶质冷凝窝，从罐肩部上接冷凝室，再加盖密封。之后，冶炼罐外侧用泥加固，再将罐子放于冶炼炉中，在四周放置煤饼，最后在炉内放入柴火、煤炭进行烧炼。

▲冶炼罐炼锌工艺复原示意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当炉内温度到达的时候，罐内的锌矿与煤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还原出气态锌，锌蒸气通过冷凝窝的小孔上升至冷凝区冷却，形成液态锌再滴入冷凝窝中，最终得到了冶炼好的锌。

工艺的不断改进，其后的助推剂，必然是大量的需求。

为何明清时期要大量生产锌呢？

答案是，锌是当时铸造货币的重要原料之一。

随着明清经济的发展和货币需求的不断增大，锌产量也在逐步增加。

据文献记载，清代前期，全国锌年产量可达839万斤，重庆最高峰曾达150万斤。

一系列的文献和出土遗存，从不同方面实证，重庆在明清时期的冶锌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