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说“解放碑”④｜民族解放 人民解放 家庭记忆——我所知道的“解放碑”

记忆•解放碑的钟

解放碑的钟声是我们儿时的记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们家都住在临江支路，不论白天晚上，都能听到解放碑的钟声。因此，解放碑的钟声几乎成了我们家作息的钟点。

在小时候，重庆有一句歇后语，叫“纪功碑的钟——各走各的”、“纪功碑的钟——不摆了”。这说的就是解放碑顶部四面的钟，不是你快，就是我慢，甚至干脆停摆。这在当年确有其事。

据史料介绍，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的时候，需要一口钟，安装在纪功碑顶上。当时中国不能制造，需要向国外购买。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正好这时解放碑不远的真元堂有一口钟，闲置着。真元堂是法国天主教的一座教堂，位置在蹇家桥，即现在五四路和临江路交叉口的中英军事联络处。这口钟19世纪由法国生产，一吨多重，4个钟分别独立运行，一直安装在真元堂中使用。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制造了“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真元堂未能幸免，教堂炸垮了，但钟保留下来了。建纪功碑时，真元堂把这口钟捐了出来，解了燃眉之急。由于当时没有机械动力，就用绳子吊起铁铊，用下坠的力量作为动力来敲响大钟。每天拉一次，所以步调很难统一。解放以后，这口钟延续使用。所以有各走各的，甚至停摆的情况。这是解放碑的第一代钟。

到20世纪80年代，解放碑换上了石英钟，既不用上发条，又准确多了。一般情况下，就没有四面钟各走各的情况了。这是解放碑的第二代钟。

进入21世纪，由重庆嘉陵集团资助，解放碑安装了由烟台塔钟厂生产的更先进的钟。它由电源动力，电脑控制，非常准确。这是第三代。

2007年，嘉陵集团资助的合同到期，便由瑞士劳力士钟表公司捐赠了一套钟，这是第四代。

2018年，劳力士的合同也到期了。当年2月5日，换成了由烟台生产的瑞士天珺钟表。这是第五代。

所以70多年来，解放碑的钟经历了西洋时代、抗战时代、解放时代和新中国时代、改革开放时代，在它的身上，记录着时代进步、改革开放、技术发展的历史。也让“纪功碑的钟——各走各的” “纪功碑的钟——不摆了”的歇后语成为了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听解放碑的钟声又成为重庆人跨年夜的一项重要活动。每到元旦、春节前夜，很多重庆本地民众和外地游客都会聚集到解放碑，听零点钟声敲响，迎接新年，祈愿祝福。

记忆•解放碑的游行

解放以后，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解放碑都是重庆政治活动的中心，凡有政治活动都在解放碑举行。如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大炼钢铁、干部下乡、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等等，等等。其中最为隆重的是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从1950年开始，每年的五一、十一全国都要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解放碑就是重庆游行的检阅台。至今保留的老照片中，就有邓小平1950年10月1日在解放碑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情景。

▲1950年，在庆祝重庆解放一周年游行大会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在检阅台向游行队伍致意。

▲重庆市民到解放碑游行，抒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那时每年的五一、十一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游行队伍的起点是临江门，整个队伍从这里开始，沿着民生路、七星岗、观音观、文化宫、两路口延伸开去。我们家外面是民族路，刚好是经过解放碑检阅台后的一条直道，各种表演都要持续进行，精彩纷呈。我们因为人小，可以在人丛中钻来钻去，找最好的视角观看游行，同时也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游行队伍中的一员。

▲1953年以前的解放碑。

几年以后，这个愿望真的就实现了。1962年，我上小学三年级，被推荐参加重庆市少年宫的诗歌朗诵组，担任过不少全市少先队活动的司仪(主持人)。一年后又被推荐进了鼓号队，担任队号手，参加了1963年的横渡长江活动，特别是当年的国庆节游行。记得10月1日一大早，阳光明媚。我们穿着长袖白衬衫，系着红领巾，蓝色长裤，非常得意。少年儿童的队伍一般都在游行队伍的前半段，先是旗队、鲜花队，然后就是我们鼓号队。我们举起挂着号旗的队号，吹着队号的曲子，欢快活泼，欢天喜地走过解放碑，接受市领导的检阅。那时，我爸爸每年也参加解放碑观礼。他们站在解放碑正面街道的人行道上搭起的木制的观礼台上，各界代表、先进模范人物就站在上面观看游行。回到家后爸爸好好把我们鼓号队表扬了一番，让我高兴了好久。

第二年，1964年，我五年级了，又参加了一次国庆节的游行。可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一年鼓号队的服装有了改变，蓝色的长裤变成了白色的长裤，全身白色的服装，配上鲜红的领巾，金色的队号，红色缎面号旗加金黄的旗穗，更显威风。可10月1日早上，天就下起了小雨，待我走到七星岗集合地时雨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到了正式游行开始，雨便越下越大。等我们走到解放碑要接受检阅时，已经是风雨交加了。尽管大雨淋得我们全身湿透，大风吹得我们僵手僵脚，但是风雨根本挡不住我们少先队员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豪情，我们仍是意气风发地吹着队号，一步不乱地走过了检阅台，走完了全程。由于雨大，游行到小什字队伍就解散了。那里离我的家很近，到家时才注意我的狼狈像，全身打湿不说，更好看的是，白衣白裤上全是一片一片的红色和黄色。原来，红色的队号旗和黄色的号旗穗掉色，弄得我们一个个成了穿着花衣服的英俊少年。这一次的游行也成了我最后一次参加的国庆游行。第二年上了中学，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在解放碑参加国庆流行的少年儿童。重庆日报供稿

记忆•解放碑下好学校

我的小学是在桂花园的嘉陵小学度过的。我最初报考的是巴蜀小学，考上了。但爆满，我便去了新办的嘉陵小学。

1965年小学毕业时，四川外语学校附中来校挑选学生，我初试入选。结果复试时，有个老师说我口齿不清而落了榜。这样我便参加了在41中举行的初中升学考试，成绩仍然相当好，拟由20中(现育才中学)录取。但那年我和姐姐一同毕业，她被选入重庆市业余体校，要住校。父亲说，不能两个孩子都住校，你就住在家里吧，于是我便入了重庆市第29中，继续由解放碑伴我读书。

这所学校被称之为“霓虹灯下好学校”。这是因为，解放碑是重庆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三八商店、群林市场、友谊商店、交电公司、华华公司、和平公寓、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和平电影院、实验剧场、五一电影院、唯一电影院、升平电影院、重庆剧场、美术公司、大众糖果店、冠生园、解放碑餐厅、颐之时餐厅、老四川、陆稿荐、皇后餐厅、心心咖啡店、大阳沟菜市场……，可谓白日喧闹，夜晚笙歌，尤如上海的南京路。29中更是处在解放碑的核心部位上，校门对面是大众游艺园，这是重庆市最大的综合性娱乐场所，与上海的“大世界”有一比。左边是重庆曲艺团的山城曲艺场，右边是重庆市越剧团的胜利剧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29中仍然具有很高的办学水平，是区重点学校。当时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讲述一支解放上海的解放军部队驻守南京路，在霓虹闪烁、香风弥漫之中，坚守革命传统的故事。这是真人真事，后来这支部队得到毛主席的赞誉，被命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由于29中也处在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之中，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好学生，它便获得了“霓虹灯下好学校”的赞誉。

这个学校文风也比较盛。首先是校址很有说道，地处夫子祠，是文庙之所在，人称“文傍魁星阁、学仰大成殿”。民国以后，1919年在这里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了川东一带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才，一年后毕业，84名学生赴法留学。其中就有个16岁的少年，叫邓希贤，它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邓小平。进入20年代，这里办成为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简称“二女师”)，著名革命活动家邓中夏、张闻天、肖楚女都在此任过教。更培养出钟复光、游曦、赵一曼、李伯钊、丁雪松、邓季惺等女中豪杰、名流。

我们那一年级是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的孩子。29中的初中一年级居然一下招了14个班。当时的班称“组”，我在初一一组，因为将于1968年毕业，又称“初六八级一组”。由于这个原因，教室就排在最前面，处于飞机楼(教学楼)一楼的左边翅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