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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访红色印记|重庆,中国民主党派重要诞生地
    来源:重庆日报全媒体
    时间:2021-04-12 06:59:17 | 记者:高树川 周尤 | 编辑:罗建军

    4月9日,当记者走进位于上清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时,就被映入眼帘的一副群雕所吸引。这座名为“1945·毛泽东在重庆”的纪念雕塑,形象化、艺术性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知名人士聚会重庆,畅所欲言、共商国是的情景。这座雕塑镌刻着重庆的历史风云、统战春秋,铸就着这座英雄城市闪光与永恒的一页。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为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国统一战线及多党合作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现有的八大民主党派中,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都在重庆发祥,重庆也因此成为中国民主党派重要诞生地。

    在重庆,我国民主协商的重要形式得以创立和实践。

    在重庆,我国民主党派组织得到建立和发展。

    在重庆,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合作、风雨同舟的传统得以孕育和形成。

    ▲2021年4月9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游客正在参观名为“1945·毛泽东在重庆”的群雕。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历史使命的南方局

    “要谈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交往,避不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原馆长林勇介绍,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在重庆秘密成立,其所负责领导的省和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及港澳地区,同时还兼顾海外统战工作。

    南方局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等6位同志组成常委会,周恩来担任书记;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统战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华侨工作组、南洋工作组、敌后工作委员会、社会部、秘书处等内部组织机构。

    重庆八年,南方局在极其险峻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始终高举抗战与民主的旗帜,成功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策略方针,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巩固发展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还积极开展国际统战联络工作,与各国驻华使馆、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建立密切联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尊重和支持,并且积极开展国统区内的进步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文化大军,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经济、文化封锁。

    “中共南方局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历史使命,在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旗帜下,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对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林勇说。

    ▲2021年4月9日,游人正在位于渝中区上清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参观。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白绸巾上的故事

    党派名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所创建,具有政治联盟性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民革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土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

    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有一件很特别的文物——一张白绸巾。

    那上面既没有人,也没有景,仅有6行毛笔字。涉及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真如(陈铭枢)、蕴兄(朱蕴山)、(何)香凝、(李)济深等人,都是中国国民党的资深党员,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这封特殊的信诞生在60多年前,是由李济深1947年在香港所写。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摩拳擦掌准备内战,对反对内战的民主人士也采取极端措施加以镇压。在此情况下,许多民主人士不得不前往环境相对宽松的香港继续开展民主活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意识到,分散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反蒋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联合起来,建立相应的组织,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为了联系到民联的同志“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于是李济深、何香凝就联名写信。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检查,大家逐字逐句斟酌每一个字词,由李济深在这块白绸巾上书写了这封简明扼要、含义深刻的56字,采用秘密通讯办法将这小块白绸中缝在衣服里面,由朱蕴山带到上海,信尾上就有“详情由藴兄面报”这句话。

    这封颇具传奇色彩的信成为当年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甘冒生命危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一起,毅然投身革命洪流的历史见证。

    在民主革命中孕育与诞生的民革和重庆有不解之缘。

    抗日相持阶段,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政策已有深刻认识,他们支持中共倡导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虽时有表现,却没有团结成为力量,影响有限。

    1943年2月,在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联络十多位同志,打破禁忌,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

    到1943年8月,座谈会着手筹备组织工作,组织的名称最初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来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从1944年上半年起,即开始以三民主义同志会的名义吸收成员和开展活动。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特园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宣告成立。

    在民联组织建立的同时,另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派人士也在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在南方局的帮助下,李济深、何香凝派人同冯玉祥以及滇桂川等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争取在反对蒋介石独裁中一致行动。1946年4月14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广州成立,公开宣布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独裁专制。

    民联、民促都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接受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帮助,成为之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选出了它的领导机构,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被选为主要领导人。

    1949年11月,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仍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2021年4月9日,渝中区上清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内展出的文物——“白绸巾密信”。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中国民主同盟——毛泽东三顾“民主之家”

    党派民片: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并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处宅所——特园。特园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因为鲜英字“特生”,故又名其宅为特园。走进特园,可以看到园内布局典雅,结构谨严,居室宽敞错落有致,俯瞰嘉陵江,波光岚影奔来眼底。

    就在这个园子里,毛泽东曾三次拜访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留下了一段共产党领导人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共商国是的佳话。

    时间回到1938年。那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各民主党派在抗战初期经过斗争得来的一些民主权利也被取消,独裁专制再次笼罩国统区上空。

    1939年1月23日,沈钩儒、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左舜生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土,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十分紧张,内战一触即发。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4年由于国内外形式的变化,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这次活动中空前活跃,大批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纷纷要求入盟。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行改组,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民盟又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呼》,明确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在国内外社会與论的压力下,国民党迫于压力,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共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

    “说起重庆谈判,张澜与毛泽东还有一段趣事。”林勇介绍,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半,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九龙机场,开启了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

    当乔冠华依次介绍各党派迎候代表时,毛泽东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老人,不待介绍,毛泽东便迈步过去同他握手,说:“你是张表老(张澜,字表方)?你好!”

    “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民盟创始人张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

    “事实上,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虽事务繁忙,却三访特园,拜访张澜,讨论时局,共商大计。”林勇向记者回忆起这段历史。

    第一次是8月30日,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就特意光临特园,同张澜、鲜英长谈。

    第二次是9月2日,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宴后毛泽东应鲜英之请,挥毫写下“民主在望”四个大字,众人深受鼓舞。

    第三次是9月15日,毛泽东去特园为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张澜向毛泽东提出若干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采纳。当即商定由张澜给蒋介石、毛泽东写一封公开信,要求公开国共双方的谈判,以便在全国人民的监管下,促使谈判成功。

    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

    1949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2021年4月9日,渝中区上清寺“特园”。1941年,民盟在此秘密成立。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中国民主建国会——白象街的“星五聚餐会”

    党派名片: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新中国成立后,民建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特别是积极配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聚餐”的形式,推动爱国民族工商业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引领爱国民族工商业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个“聚餐”便是抗战前夕,由民建先贤及其他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发起组织的活动——“星五聚餐会”。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渝中区白象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陈列馆,寻找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抗战爆发以后,为保存民族工商业,支援抗战的军需用品,一部分民族资本家,克服重重困难,将工厂内迁到四川等地,大批工商实业界人士纷纷汇集重庆。

    然而这一爱国行动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国民政府还凭借政治军事的特权,加大了经济垄断,吞并和排挤了大批私营工厂,使工商界人土陷入重重困境。

    为此,他们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解决内迁工厂的困难,可是国民政府根本不予理睬,这更加促使工商实业界对国民政府产生强烈不满。他们深刻意识到唯有建立自己的组织,才能使自己的要求和利益得到尊重和满足。

    于是,工商实业界人土每周星期五都会聚集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一起交流对战后国内局势和国民经济体制的看法。这种集会在当时被称为“星五聚餐会”。

    1945年10月,在黄炎培的邀请下,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出席了“星五聚餐会”并发表了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息息相关的精彩演讲——《当前经济大势》。周恩来的这次讲话极大地增强了工商实业界对中共的信心。自此,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下,开始酝酿建立新的组织。

    1945年8月,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胡厥文、章乃器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卢作孚、刘航琛为主的西南实业协会等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大会选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组成领导机构。从此,一个新的政党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民建成立后,积极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在“较场口”“沧白堂”“下关”等事件中,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扼杀民主运动、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以促进民众觉醒。在全国解放前夕,民建又通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商界介绍解放战争形势,介绍解放区情况,宣传中共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为迎接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1年4月9日,游人正在位于渝中区上清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参观。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九三学社——青年大厦高扬科学与民主旗帜

    党派名片: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九三学社前身为抗日战争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以民主、科学为宗旨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

    从渝中区人民公园入口下行数米,有一块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碑身正面用金色的大字刻有“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几个大字,背面镌刻有《九三学社成立宣言》。这块纪念碑距当年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的重庆青年大厦旧址约40米。

    “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它向世人揭示了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风雨同舟,贡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辉历程。”林勇说。

    九三学社的源头应该从“自然科学座谈会”说起。

    “自然科学座谈会”始于1939年春天,当时的中国,国难日亟,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如何才能守我国土,外御其辱,抱着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此时走到了一起。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潘梓年的帮助下,以重庆中央大学梁希、金善宝、潘菽等人以及重庆大学谢立惠为核心,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并于1940年5月4日开始参加编辑《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介绍科普知识、工业建设等。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充斥着白色恐怖,“自然科学座谈会”也慢慢停止了活动。1944年,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常到许德珩家座谈、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并把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后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由潘菽介绍,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构成了该会的主体。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于9月3日集会庆祝。为了纪念抗战的胜利,为了彼此的共同信念和政治上的相互帮助并保持联系,许德珩、禇辅成、梁希、潘菽等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成为一个学术团体,以便回到各地继续活动。于是就以当天9月3日为名,称作“九三座谈会”。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共商国是。其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部分科技、文化界人。梁希、潘菽等在被邀参加会见时谈到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情况。

    9月12日,毛泽东邀约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赴宴,席间,许德珩向毛主席汇报了“九三座谈会”的活动和今后的打算。毛泽东说,你们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人数虽少,但都是知名人士,有相当能量,在时局动荡发生重大变故时,可以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对社会是有影响和作用的。他建议“九三座谈会”应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启发下,许德珩等人于1946年2月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积极进行工作。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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