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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访红色印记|勇立潮头播火种——先驱者在渝传播马克思主义
    来源:重庆日报
    时间:2021-03-16 06:55:47 | 记者: 记者 韩毅 实习生 柏雨欣 | 编辑:罗建军

    1919年6月3日,川东学生救国团3000余人游行示威,声援五四运动。(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3月12日,位于渝中区望龙门二府衙70号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旧居)。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如何在巴渝大地破土而出、为什么能不断发展壮大?回顾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历程,缅怀革命先驱的光辉业绩,让我们一起寻访那段“红色印记”。

    伟大开端

    新文化思潮兴起

    青砖、木窗、石拱门……沿着一条小巷,走进渝中区望龙门二府衙70号——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杨闇公旧居),绿树掩映下的三层小楼古朴庄严。

    “我们就是要当好‘翻译者’,挖掘好、传承好、讲述好重庆红色故事,把红色历史更立体、有重点地呈现给观众。”在小楼前,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走进展厅,由渝中区区委、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红色旗帜 巴渝丰碑”图片展,正吸引着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这里本是杨闇公父亲杨淮清的产业,后杨闇公在此成立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川渝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川渝建党史上写下辉煌一笔,朱德、刘伯承、吴玉章、萧楚女等都曾到此活动。”黎余介绍。

    展厅第一单元是“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的广泛传播”,其中一张陈愚生的大幅照片格外醒目。“他在川渝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黎余说。

    陈愚生,四川泸州人。1919年,他与李大钊等多位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志青年,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旨在“找寻方向,实现理想”。

    该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存在时间最久、会员数量最多、会员分布最广的一个进步社团,荟萃了众多时代精英,会员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都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

    彼时,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已吹遍大江南北,而闭塞的重庆仍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

    1920年底,陈愚生接受川东道尹叶炳臣推荐,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他曾在重庆联中自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不是马克思才有这种理想,何以今马克思独享盛名,读到社会主义,莫不是推为鼻祖呢?这就因为前此倡社会主义的,只是一种理想,到了马克思才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故。”

    针对当时重庆的学校多被守旧顽固势力把持,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仍是老一套等问题,他以一个新时代开拓者的胆识,大刀阔斧地撤换了重庆几所主要学校的校长,把具有新思想的熊浚、张方谷、沈懋德等人分别委派到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校任校长,并引进了一批京、津、沪及归国的深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到重庆,让重庆教育界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和最有生气的领域。

    不仅如此,陈愚生还创办了《新蜀报》,参与发起了重庆裁兵运动等。

    “遗憾的是,1923年,陈愚生因病逝世,但他对新文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对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起着重要作用的先驱者,都是由他直接或间接介绍入川的。”黎余称。

    勇立潮头

    迎来马克思主义热潮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城市之路”展厅以大量历史文物资料,反映了重庆的苦难和挑战、面临的机遇及发展。

    一件件历经沧桑的文物,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参观者置身于鲜活的历史之中,重新发现和认识这座城市。

    “这是邓中夏和黄日葵,他们是最早到重庆播下革命火种的共产党员。”80后讲解员高洁正在细心地为观众讲解。对她来说,“把英雄之城的红色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顺着高洁手指的方向,一张老照片格外醒目,照片中的邓中夏和黄日葵英俊帅气,意气风发,目光如炬。

    1921年暑假,在陈愚生、刘泗英的提议下,川东道尹叶炳臣出面,聘请了北京和南京两地的学者高一涵、陈启修、陶孟和以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等人,到重庆举办暑期讲学会。

    讲学分两处进行:一处设在重庆总商会,由来自北京的学者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主讲;一处设在巴县中学校内。讲学持续了近一个月,在重庆青年中激起热烈反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暑期讲学会结束后,邓中夏留了下来,亲自主持和领导了重庆二女师学生反对封建教育的择师运动,全校学生罢课一月之久,迫使重庆地方当局撤换了不受学生欢迎的校长和学监,标志着重庆女青年的进一步觉醒。当时,受他思想影响较大的学生就有钟复光(“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母亲),后成长为中国早期妇女运动领导者。

    择师运动结束后,邓中夏于1921年10月上旬离渝返京。但他仍然关心着自己培育的这些青年的思想,在给他们的信中附诗《问》:

    光明在山顶上,

    可是山前山后,荆棘丛丛,

    山左山右豺狼阻路,

    青年朋友们,去呢不去?

    回京后,邓中夏继续投身革命运动,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杂志、参与组织领导了省港大罢工等,成为我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入选中共第二届、第五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届、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1933年,邓中夏被捕,在狱中任凭敌人使尽阴谋诡计、软硬兼施,他始终坚贞不屈,同年9月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简奕称,邓中夏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中国革命斗争史册上。

    除了邓中夏、黄日葵,在恽代英、萧楚女、陈毅等人共同推动下,重庆于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下半年,迎来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1921年10月21日,恽代英自武汉来到重庆演讲。在重庆联中的演讲中,他以“青年应该怎么做”为题,猛烈地抨击了当局政府“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互相争杀”,并指出“现在要说青年有希望无希望,只看我们青年努力不努力”。他的演讲让青年学生受到很大震动。其后,恽代英还在泸州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

    被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著名革命家萧楚女,更是两进夔门、三上渝州,播火种于巴山蜀水,所到之处,以报纸和学校讲台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积极从事青年运动,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四川和重庆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组织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字当武器

    论战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人声》《川东学生周刊》《渝江评论》《新蜀报》……在重庆图书馆文献资料室,保存着一批当年的进步刊物,泛黄的纸张上,每个字仍然饱含力量,似乎要一跃而起。

    “事实上,重庆跟国内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既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和反对,也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林林总总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了激烈交锋。”重庆图书馆研究咨询中心副研究馆员唐伯友称。

    如,1922年初,陈毅等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国后来到重庆,发表了《留法勤工俭学被迫归国后宣言书》,控诉法国和中国军阀政府勾结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罪行。此后两年时间里,陈毅还两度接受《新蜀报》的邀请,出任主笔,经常发表文章尖锐抨击军阀混战的恶行和社会的黑暗,并与萧楚女、周钦岳一起撰写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鞭笞社会时弊的檄文。不少学生、工人、市民、进步团体受到这些文章影响,加入到反对军阀的战斗中。陈毅因此被军阀政府视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令警察厅将他“礼送出川”。

    不仅如此,当时重庆还有一个颇为有名的无政府组织,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有意通过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来误导民众。

    当时,王右木、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经常发文,结合中国现实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进行批判,剖析其脱离社会实际的危害性,使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逐渐抛弃该错误思想。

    恽代英在川南师范任教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帮助受影响的青年学生转变思想;萧楚女在渝期间,也经常利用星期天和学生深入交流,向他们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使不少学生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不仅如此,1923年,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并于次年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出版多种书籍,进行反共宣传。他们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国家观念,鼓吹“全民政治”“全民革命”,欺骗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重庆二女师和重庆联中一度成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

    萧楚女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又从事实上驳斥国家主义派的观点。1925年,他还编写出版《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书,针对国家主义派宣扬的各种言论进行了逐一批驳。罗世文、杨闇公、童庸生等人也纷纷撰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派。

    “客观上,通过一系列争论和批判,既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让具有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取代了各种纷繁的社会思潮,被先进分子所接受,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思想阵地,也使得大量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认清了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真实面目,使其影响日渐缩小,最终被广大青年抛弃。”唐伯友说。

    火种耀巴渝

    星火燎原谱新篇

    “共产党要打倒欺骗和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共产党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今年1月27日,中共綦江支部旧址(邹进贤故居)原址修复完毕开放,7幅标语字字千钧,经历近百年岁月,仍令人心情激荡。

    “中共綦江支部和中共重庆支部(在渝中区中法学校成立)均于1926年1月成立,是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同年2月,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又在渝中区二府衙成立。这标志着重庆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迅速汇入到全国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简奕说。

    她称,正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的不断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得到广泛传播并吸引了大批青年,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作好了组织准备。

    事实上,重庆地方党组织成立前,在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已开始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路径。

    他们中的部分人开始走出书斋,逐渐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重庆工人们的政治觉悟,工人运动的内容逐渐突破原来的局限,向争取政治权利和反帝爱国运动的方向发展。

    “这些斗争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重庆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简奕说。

    合上历史卷轴,简奕似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为什么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头。

    “从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历程中,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先驱们始终能审时度势、把握大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拒腐防变、抵御风险,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与民同在,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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