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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走成渝古驿道⑧|通衢古道在昌州 地接巴渝据上游
    来源:重庆日报
    时间:2020-07-14 07:11:40 | 记者: 龙丹梅 | 编辑:柏云辉

      核心提示

      从大足邮亭驿沿成渝古驿道一路向西,便进入现在的荣昌区境内。

      据《荣昌县志》记载,荣昌境内的成渝古驿道自东向西经过石盘铺、峰高铺、梧桐铺、板桥场、底塘铺,再沿濑溪河跨越施济桥,过高瓷铺、广顺场、瓷窑铺、安富铺进入与隆昌交界的五福乡,全长52.5公里。

      与此前的山高坡陡不同,以浅丘地形为主的古驿道荣昌段豁然开朗,呈现出与四川平原相似的一马平川。《荣昌县志》又载,境内的古驿道宽1.5—2米,挑夫、骡马等相向而行,不须让路。

      荣昌古称“昌州”,素有“重庆西大门”之称,共有9个镇街与四川的11个镇街相邻。清代荣昌教谕谢金元曾用“地接巴渝据上游,棠香自古属昌州”的诗句,道出了荣昌重要的地理位置。

      正因为此,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和客商云集的重镇,荣昌安富更是成为成渝古驿道上著名的“五驿四镇三街子”中的“四镇”之一。

      施济桥

      清代曾被誉为“东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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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昌区濑溪河,新老施济桥相互“陪伴”。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6月8日,记者从石盘铺经过峰高铺、梧桐铺一路往西,所过之处高楼林立、道路纵横,早已不见东大路的遗迹。同行的荣昌文史专家廖正礼告诉记者,过去,从峰高铺一路到安富铺,大约有15座石牌坊。清朝道光年间,王梦庚升任重庆知府,经过荣昌时曾写下五律《荣昌道上》,其中“试问荣昌道,长亭接短亭。鸿呼沙岸白,道逼远山青”写的便是当时荣昌境内东大路的景象。

      荣昌城西,濑溪河上,一座石拱桥静静伫立。这座桥就是建于北宋仁宗年间的施济桥,它是成渝古驿道的必经之地,在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重庆地理地图书店2014年发布的《重庆古桥地图》中,施济桥被誉为重庆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石拱桥。

      从远处看,这座桥长100多米,有7个桥拱。桥身两侧长满了杂草,其中一个桥墩上还长着一棵黄葛树。走近桥头,入眼的是一块“严重危险桥梁”的警示标志。水泥桥面上,只有散步的行人。

      史料记载,桥头曾立过一块碑,上书“东川保障”四个大字。传说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依赖淮盐的湘鄂两地无盐可食,清政府遂下令川盐济楚。当时,施济桥就是川盐济楚的必经之地,它也因此被誉为“东川保障”。

      施济桥不仅位于交通要塞,也曾因其宁静秀美的风姿,颇获诗人青睐。“十里晚烟迷古渡,二月分明印长桥。”这是清代荣昌教谕谢金元对荣昌“八景”之一“虹桥印月”的真实写照,“虹桥”即是老施济桥。民国时期,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路过荣昌时,也曾写下了一首题为《施济桥》的诗篇。诗人这样形容施济桥的美景:“山水光辉映,吾行御空飞。不觉两岸远,但来天香微……”

      老桥一侧,有一座与它“并肩”的新桥,这座桥比施济老桥高出一大截,桥上车水马龙。当地人告诉记者,施济桥历时近千年,经过多次维修,已成危桥。1998年1月15日,荣昌新建施济桥,将成渝公路改道新桥通过,这才有了如今新旧施济桥双桥辉映的场景。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夕阳下的施济老桥低矮陈旧,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者,静静伫立;一旁的新桥高大伟岸,静静守护着近千岁的“大哥”。廖正礼说,这正是东大路留下的时代印迹。

      高瓷铺

      农闲时古驿道上的挑夫日以千计

      从荣昌城区沿着成渝公路一路西行,约5公里后,记者便到了广顺街道高瓷村,这个村的村名就是由古驿道上的高瓷铺而来。

      “老路中间是一块长石板,两边各压着一块条石。”高瓷村九组75岁的村民曾高富告诉记者,“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曾是挑夫,在这条路上讨过生活。”

      廖正礼告诉记者,荣昌境内的成渝古驿道路面宽敞平坦,从明清到民国年间,这条路上的官轿、马车、挑夫络绎不绝,很是热闹,是成渝间最直接的陆上交通线。对此,《荣昌县志》上亦有记载,从明清时期开始,这条路就是挑夫的谋生路,特别是每年冬季农闲至次年春耕前,路上的挑夫日以千计。挑夫们多是贫苦平民,他们沿着成渝古驿道,把荣昌的陶罐、麻布等特产挑到内江、自贡、成都等地,再换回粮食、盐、白糖等供当地坐商销售。

      “出门一担货,回来一担粮。”曾高富说,高瓷村盛产陶土,当地人用它来烧制钵、坛、缸、罐等生活陶器,挑夫们便挑着窑货,沿着这条路远上川北讨生活。挑窑货的扁担是特制的,两头各有个尖尖,防止担绳滑下来,窑货被摔坏。“沿途挑夫‘哼哼嗬嗬’,扁担‘咯咯吱吱’,路上好不热闹。”曾高富吧嗒吧嗒地抽着叶子烟,眯缝着布满皱纹的眼睛,陷入回忆。

      “成都人最喜欢我们荣昌的陶罐,用陶罐装粮食透气,老鼠又钻不进去。”曾高富告诉记者,成都平原盛产粮食,当地人便用粮食来换陶罐,一挑陶罐八九十斤,能换上一百二三十斤谷子,返程的担子倒比去时还沉些。

      荣昌以麻布闻名,清朝时更是达到鼎盛,英国外交官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在1881年所著的《华西旅行考察记》里,写到荣昌时就提起了麻布。他说:“这个地方的主要产业是制造麻布,我们沿途屡屡看到人们把大量的麻布漂白后摊在岸边晒干。”而一条建在古驿道上的小巷在清代专门卖麻线,麻线是麻布的主要原料,于是,这条街生意红火,人们便管它叫做“麻线市”,在当时颇有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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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檬梓桥附近的三尖角,以前是东大路上的繁华路段。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从麻线市往西走,过去古驿道必经之地——檬梓桥早已不见踪影,取代它的是一座新的檬梓桥,桥下有井,正在檬梓河边。井口用栏杆保护起来,挂有“荣昌区文物保护点”的铭牌。记者走近一看,井水距井口不到50厘米,清澈见底。当地居民告诉记者,这口井名叫箩篼井,当年是檬梓桥一带居民的主要水源,一年四季清清亮亮。令人称奇的是,离箩篼井两三米的位置就是檬梓河,相隔如此之近,但河水水源和井水水源完全不同,这样的现象被当地人戏称为“井水不犯河水”。

      安富铺

      小姐绣楼成为临街风景

      再往西行,记者就到了川渝交界处的安富街道。

      安富建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距今已有318年历史。当时,清朝连接成渝出川的古驿道经过安富,并设有驿站,供来往人员食宿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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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安富老街。(荣昌区安富街道供图)

      最初,除了朝廷驿站之外,安富只有几间草房。“湖广填四川”时大量移民迁入,这些移民为了续乡情、议商事、祭先圣,建起了南华宫、惠民宫、禹王宫、帝王宫、火神庙等庙宇,人们又依傍着庙宇修建房屋,到民国初年竟形成五里长街盛势。“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泥精壶壶排成行,烧酒滴滴巷子香……”这段流传于明清时期的民谣至今仍在传唱。

      老街入口有个巨大的“泡菜坛子”,上面写着“安陶小镇”四个大字。同行的荣昌安陶博物馆馆长刘守琪告诉记者,荣昌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其中又以烧制泡菜坛子形状的陶器最有名。因此荣昌近年来重塑陶文化,新建安陶博物馆,打造安陶小镇,便用泡菜坛子做小镇的“形象代言”。

      穿过“泡菜坛子”往前走,就到了陶宝古街,这是一段500米左右的古道,青石板铺路,两旁的川东民居古朴典雅。“过去的成渝古驿道就在这青石板路下面。”刘守琪说,安富老街鼎盛时长2.5公里,但如今保留下来的却只有1公里左右。荣昌区以修旧如旧的原则,把老街仅存的部分保护起来,陶宝古街就是其中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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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富街道陶宝古街。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记者从陶宝古街经过时,发现临街好几处木楼栏杆雕花十分精美,栏杆后有两步宽的走廊,像极了旧时大户人家的小姐绣楼。小姐的绣楼原本该“隐藏”在大户人家庭院深处,在这里却为何成了临街的风景呢?刘守琪说,1933年,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修成渝公路,穿街而过的3米左右的古驿道石板街要拓宽到9米,街道两边的住户不得不拆掉临街房屋,为成渝公路“让路”。于是,临街房屋的老式门楼、门楣和勾檐翘角大多被拆除,而原本需要进大门、绕照壁、越天井才能见到的小姐绣楼便“暴露”在了街边。

      有趣的是,同样是为了拓宽公路,2012年,荣昌却并未选择再次让沿街店铺拆楼扩路,而是将成渝公路改至从老街旁经过。

      陶宝古街上,随处可见摆放着精美陶器的陶艺馆,街上游客熙熙攘攘。古街一侧的成渝公路上,装载着陶制酒坛、泡菜坛、酱菜缸的大货车取代了当年的挑夫。随着川渝地区联系逐年紧密,古驿道沿线的阶梯窑又重新红火起来,“我的窑场一年出产一万件陶器,一半以上都要销到四川。”做了40多年陶器的荣昌区高瓷陶器厂负责人袁心权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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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顺街道高瓷陶器厂,工人用古老的技艺制作陶器。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荣昌加快了川渝合作的步伐。荣昌区委相关负责人说,荣昌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填川移民文化脉络为纽带,高标准打造“一都三城”(中国西部陶瓷之都、非遗体验之城、运动健康之城、美食休闲之城)文旅品牌,在发挥自身优势、彰显自身特色的同时,协同周边区市县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力争让“地接巴渝”的荣昌成为“巴蜀文化之眼”。

    辛亥革命时 成渝军政府在这里合并

      作为成渝古驿道上“五驿四镇三街子”中的“四镇”之一,安富自然不平凡,辛亥革命时期的成渝军政府合并就发生在这里。

      “这里现在是街道办事处,过去就是禹王宫的所在地。”6月9日,曾在安富工作多年的《荣昌窑》编纂者薛小军,指着安富街道办事处的楼房告诉记者,1912年,当时的重庆蜀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就是在这所禹王宫举行了会谈。

      “成渝军政府为何在安富会谈?这就要从张培爵说起,他就出生在荣昌的荣隆场……”在薛小军的讲述中,时间仿佛又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岁月。

      1906年,加入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张培爵,一面积极组织发展同盟会成员,一面谋划武装起义,但接连几次均以失败告终。不久后,张培爵回到重庆继续发展革命队伍,成为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核心领导人物。

      1911年,著名的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1月22日,重庆地区的杨沧白、张培爵等率众人揭竿而起,一举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起义成功,重庆宣布独立并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革命党人推举为蜀军政府大都督。

      同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和朱庆澜任正副都督。12月8日,两人在校场阅兵时,发生士兵索饷哗变,蒲、朱二人逃跑。时任军政部长尹昌衡率领新军入城平乱,后来被公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

      “这样一来,四川就有了两个军政府。”薛小军说,事实上,当时的蜀军政府形势一片大好,蜀军政府成立后,在蜀军政府支援和影响下,川东南各地也纷纷起义,共计有57个州县宣布接受蜀军政府领导。但张培爵为了避免因内战引起纷争,为了民族大义,主动约四川军政府商谈合并事宜。

      如今,在位于荣昌城区的张培爵纪念馆内,对于这场会谈只记载了短短几句:“1912年1月中旬,蜀军政府派朱之洪,四川军政府派张治祥,为各自全权大使,在双方辖区边界荣昌烧酒坊举行会谈,商议成渝军政府合并。”其中的“烧酒坊”就是荣昌安富。薛小军说,据考证,双方会谈的所在地,就是当时安富镇上的禹王宫。

      这场会谈结束后不久,1912年3月3日,成渝军政府正式合并,大汉四川军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张培爵主动将正都督的位置让给尹昌衡,自任副都督。

      后来,张培爵积极发动革命讨伐袁世凯,于1915年初被逮捕。面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强不屈,最终遭难于狱中,年仅39岁。

      张培爵领导成立的蜀军政府尽管存在不到半年,但后人考证认为,它在结束清王朝对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传播民主思想等方面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学术支持: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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