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创建人，章开沅先生于2021年5月28日8时15分在武汉仙逝，享年95岁。
章开沅先生的遗体于5月30日在武昌殡仪馆火化。
章开沅教授是我国著名并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重庆史学界景仰的学术大师。
先生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先生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活跃于国内外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中青年知名学者。2018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章开沅先生也是重庆学术界敬仰的一位学术大师。他多次莅临重庆考察访问，指导重庆学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指导过重庆辛亥革命史研究和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 2006年以后，他直接指导了“重庆大轰炸调查研究”，为《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作序;2008年以后，他直接指导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亲自担任国家出版基金首批重大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丛书》(100卷)总主编。
今天重庆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军人物，几乎都受到过章开沅先生的教诲和学术熏陶。
在先生远行、痛别之际，我们陆续编发一系列文稿，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先生”。
我怎能保持沉默?
--《重庆大轰炸调查研究系列丛书》总序
章开沅
抗战八年是在四川度过的，所以常说“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终生难忘四川这方热土与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去年四月到重庆寻访自己昔时曾经流浪与栖息的旧址，当地的朋友却纠正了我以前的说法。他们指出：“你当时的活动范围，如读中学时的江津，当兵时的铜梁，现今都属于重庆，所以重庆才是你的第二故乡。”好在历史是连续的，无论怎么变化，四川与重庆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都是我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乡土情结。
也是在去年四月，重庆市委宣传部邀我参加一次有关研究重庆大轰炸的座谈会。重庆市委的重视，特别是学术界的热心与努力，使我深受感动，并当场作了两项承诺：一是参加今年举办的“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一是为即将陆续出版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写序。但是，此后事与愿违，由于原已确定的访问牛津大学时间因故后延，所以未能参加上述盛会。现在所能做的，只有赶紧把《序》写出来。
对于重庆大轰炸，我怎能保持沉默?我不仅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而且还是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目睹者。当时我曾寄宿南岸亲戚家中，在轰炸最猛烈时，从防空洞口可以看到重庆市区火焰与浓烟滚滚喷发，连江水都被炸得激起高达逾丈的巨浪，这种惨烈情景至今仍然仿佛历历在目。1938年秋，12岁的我离家到江津德感坝就读于国立九中。有年暑假与几位小伙伴在池塘里游泳，正好碰上日军轰炸重庆市区的飞机顺道在江津上空寻找攻击目标。我们慌忙爬出池塘，钻进玉米丛中，可能背上有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敌机立即俯冲扫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几乎夺去我们这几条小命。此外，由于大轰炸期间就医困难，缺少应急药品，我的外婆与两个弟弟都是在这个时期悲惨病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家也是大轰炸的受害者，而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个幸存者。
七十年以前，我与数百万重庆人民一起，共同承受着日军疯狂轰炸造成的苦难，现在更应该与重庆人民一起纪念并且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我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深知日军其所以要在占领以后的中国首都进行疯狂屠杀，用意就在于动摇乃至瓦解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抵抗决心。正如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所说的，“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国民政府西迁以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是正面战场政治的与军事的中枢所在地。日军疯狂轰炸重庆，其用意也正在于摧毁中国抗战斗志，威逼中国政府屈膝求和，实现其速战速决征服全中国的美梦。所以，重庆大轰炸与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一样，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日军侵华残暴罪行无可抵赖的铁证之一，理应组织人力，整合资源，加强研究。
早在1991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Alliance in Memory of Victim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在纽约举行群众集会，我在会上即已公开声明：“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后世人民。”我想，这正符合胡锦涛同志所说的：“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所追求的与日本人民所追求的，都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经由相互理解而形成的真正平等、互利的和平相处。我们维护历史真相，反对掩盖历史，特别是反对因为某种政治、经济私利而随意歪曲历史。我们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同时也把日本人民(包括一般士兵)看作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弄清历史真相，正确总结经验，理性沟通，求同存异，这样才能共同构筑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亚洲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研究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因为其全部史事陈述与相关论断都必须具备谨严而细密的实证基础，只有这样的成果才能经得住任何推敲并取信于世界。正因为如此，重庆学术界从2005年此项研究的起始，就把史料征集与史事调查放在第一位。经过较长时间的共同努力，经过反复核实考订，现在已编成三类五编十二卷共约600万字的一套大型史料丛书，陆续出版问世。对于有志于研究重庆大轰炸历史的中外学者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福音，因为编者已经把相关档案、文献、证言三类重要资料整合为一体，非常便于相互参照与对证。
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慰安妇等研究领域相比较，重庆大轰炸史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我认为必定可以后来居上。因为它不仅可以利用上述几项研究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在史料资源的开发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者对此感受尤深，因为南京沦陷时原定留守的中国政府官员(原南京警察局长)竟然也逃之夭夭，南京安全区收容的二十余万难民竟然主要是靠二十几位外侨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管理，所以根本无法对日军大规模烧、杀、淫、掠疯狂暴行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纪录。只有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为了准备先后在东京与南京分别举办的日本战犯审判，才正式进行全面调查，然而由于相隔八年，时过境迁，人口异动，在资料征集与社会调查两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至于日方的相关档案文献则绝大部分已经销毁或隐藏，至今所能发掘者为数极少。幸好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经过贝德士博士(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我的业师)的妥善保存，并最后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这样才提供了一批最有说服力的当时、当地目击者的原始纪录，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纪录所能陈述的日军暴行也不过是安全区内外的一小部分。至于七三一细菌战及慰安妇问题研究所面临的资料发掘困难，就更不必言说了。与此相对照，重庆大轰炸的相关原始档案、文献，保存的数量要多得多，当年受害者、亲历者及其亲属至今健在者为数也不少，加以重庆市领导与相关部门(如市政协、档案馆、党史办等)又一贯重视本地重大史事档案文献的保管与整理、编辑，所以已有多年雄厚的资料工作基础，这就必将为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顺利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保证。
今年9月，“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圆满举办，显示出重庆大轰炸研究已经有了势头极其良好的开局，我深信其前景必将更为辉煌。
让我们永远牢记贝德士博士当年的诚挚呼唤：“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