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后再出发 长寿区南中村土地制度改革40年沉浮

核心提示

　　长寿区南中村是40年前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当年“包产到户”曾极大激发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这个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当包产到户后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现代农业农村发展时，村民们依然思想保守地固守着土地，导致大量土地闲置。

　　党的十九大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后，南中村人的思想观念也悄然发生改变，这片土地，正待重新焕发生机。

　　重庆日报客户端讯（记者 颜安 编辑 周立）7月13日中午，长寿区葛兰镇南中村。曾经的重庆“包产到户”第一村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哪怕头顶的阳光火辣辣，村民们仍自发来到村头，围成一圈，看看自家，或打听打听旁人的地在确权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被围在中间的，是南中村支书徐相飞。40岁的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南中村的第4任书记。时值改革开放40年，几任村干部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自己作为亲历者，见证的那些关于土地的故事。

　　40年前，南中村成为重庆市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村

　　当年顶着压力悄悄分地，结果干部被请去“睡水泥地板” 

　　老一辈的故事，早已在村里流传开来。    

　　1978年底，赤脚医生黄金炉走马上任，出任长寿县葛兰区葛兰乡八一大队(南中村前身)十三生产队队长。     

　　“那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不少人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徐相飞说。 当年，村里仍然实行“大集体”、“工分制”，村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全部上交给集体，集体再按照村民所积的工分，把粮食分发下来，一个劳动力大概能分到100斤粮食，在缺油少肉的那个年代，根本不够吃。    

　　没过多久，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揭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八一大队支书蔡光荣耳里。“交了公家的，剩下的都归自己。”蔡有意无意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十三生产队队长黄金炉。    一方面是政策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村民填饱肚子的需求。黄金炉思索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在十三生产队率先搞起了包产到户!     

　　“别人搞得，我们啷个就不能搞?”时任八一大队十生产队队长的蔡长江也发动队里的200多人分了田土。    

　　“包产到户”把大伙儿的干劲激发了出来。以十三生产队为例，该队当年就增产粮食5000多斤，家家户户杀了年猪，多年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民喜笑颜开。     

　　“冒风险不是一句空话，是要‘落实到人头的'。”蔡长江回忆，当时虽然有些成效，但他始终有些提心吊胆，“过了些日子，上头的意见终于下来了。”    1980年，原南中村的“包产到户”惊动了重庆市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叫停“包产到户”，并且要处理相关责任人。蔡长江就被叫到大队办公室说明情况。

　　“‘包产到户'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就是坚持这个理由，蔡长江在大队办公室“睡了两晚水泥地板”，而且还面临着更为严厉的处罚。    

　　其实，当时市里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几经讨论，推广“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了主流。

　　不久，“包产到户”开始在重庆大地推开，翻开了重庆土地改革历史新的一页。

　　南中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包产到户释放了生产力，也很快遇到了瓶颈，村民思想保守导致村里大量土地闲置

　　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亩水稻的产量近700斤，上交集体六成约400斤，剩下的全是村民自己的。   

　　这个方案，让村民们群情激昂，也很快释放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我们一家人没日没夜地劳动，带着水壶和干粮，在田里一干就是一天，地里的产量‘蹭蹭蹭’地往上涨。”蔡长江说。   

　　迈过了温饱线，下一个目标自然是致富。但谁曾想到，走向富裕的道路，竟如此艰难。   

　　“村里有4100余人，但土地只有2600多亩，人均耕地只有六分多一点，地少人多的矛盾很突出。”蔡长江坦言，以平均一家3.5口人计算，每户两亩耕地，每年种稻谷所得不过2000多元，刨除种子、肥料等支出后，净赚不足500元，如果把劳动力支出算在内，基本没有收益。   

　　单个农户分散经营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它不仅产出低，不利于推广机械化，并且抗风险能力极弱，在市场面前，很难保证持续增收。   

　　时任村支书蔡光荣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鼓励村民们将土地拿出来，进行联营，但彼时刚刚重获土地的村民哪里肯将土地又交出来?任凭蔡光荣怎样规劝，也没几个人响应。    

　　于是，开水泥厂的老板、发展水产的业主、流转苗圃的投资人，均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南中村磨磨蹭蹭了几十年，依旧在土地规模经营方面踯躅不前。   这个问题，在村里当了37年村干部的老书记蔡光荣没有解决，他的继任者邓商学也没有办法，黄金炉的儿子黄国全更是徒唤奈何——在土改问题上，南中村可谓“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在南中村的“全盛时期”，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放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从葛兰镇穿过的渝巫路，曾是重庆主城到渝东北的一条干线，镇上长年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得益于此，离场镇较近的南中村不少村民或做小生意、或跑运输、或开餐馆，开辟了脱离土地的“第二职业”，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但好景不长，2000年渝长高速公路通车后，距离高速公路出口较远的南中村一下子被“冷落”，加之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城市化的扩张，村里的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村民们开始外出打工谋生，当年那些大家死活不愿交出来联营的土地，就这样闲置下来——时至今日，南中村的闲置土地超过200亩，靠土地致富似乎行不通了。

　　地让我们吃饱了饭，也一定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从传统产业抽身，由单打独斗到规模经营，南中村这条改革之路，竟走得如此曲折

　　徐相飞就是在那个时候从村里走出来的，在外闯荡10年后，他又回到村里接替黄国全成为南中村新一任村支部书记。   

　　“说来也是奇怪，那个时候是鼓励我们出去打工、闯荡，因为种地效益太低。而现在作为村支书，我又很希望村民们能回流。”他坦言。    

　　村民们回流的理由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产业。这几年，徐相飞四处出击，联系合适的投资人。   

　　比如，他曾联系渝中区一个药材商到村里考察，想把村里的土地资源推介出去，让对方流转500亩以上土地用于种植中药材;也曾联系自己的战友，希望他能到村里来建设蔬菜基地……但每次，他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屡屡碰壁。    

　　“南中村产业发展耽搁了这么多年，导致村民思想愈发保守，要么舍不得那一亩三分地，要么是在外打工挣了钱，不图流转土地那几百千把元钱。还有的村民则告诉我，土地承包期就剩几年了，而农业投入短期又挣不到钱，所以他们不相信这些投资人是真心实意地投入。”徐相飞哭笑不得，“反正一说到把土地拿出来，老百姓们总是有理由。”   

　　党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让徐相飞兴奋不已，赶忙按照上级的意思，抓好十九大精神宣讲工作，主题就是土地承包期延长和乡村振兴。   

　　“感觉村民们的思想观念有了些松动，对拿出土地不那么排斥了。”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从这个月开始，南中村启动了土地确权工作，确权之后，土地既是资源，又是资产，能有效带活沉睡的资源——例如，农民可以通过农地抵押贷款支持农业生产，也可以通过流转土地给自己增加财产性收入。   

　　“很多连过年都不回来的人，一听说村里开展土地确权，就赶忙从黑龙江、新疆、广东等地赶了回来。”徐相飞说，这说明不管走多远，土地还是农民的“命根子”，还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    

　　徐相飞的努力就快有了收获。一位投资人看中了村里的老龙洞山水资源，准备投资上亿元，在村里流转600亩地打造生态观光园。   

　　这被徐相飞视为南中村从传统产业抽身，及由包产到户到土地流转经营的转折：“土地让我们吃饱了饭，也一定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土地里的‘金子’发光。南中村人骨子里流淌着敢为人先的精神，我们会为这片土地而坚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