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是如何写文章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习时报从1月31日开始推出了专栏《老一辈革命家怎样写文章》，现转载邓小平、陈云怎样写文章，以飨读者。
邓小平怎样写文章
蒋永清 叶帆子
邓小平的文章主题深刻，聚焦实践、语言朴实简洁又活泼生动、感情真挚。他的文章，就如同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手法，用风云际会的如椽大笔，写就党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诗篇。
主题深刻，立意高远，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过程中，邓小平的文章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阐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各方面拨乱反正发挥了重大作用。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响亮口号。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一系列文章，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为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比如，《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等深刻阐释改革开放新时期最具鲜明特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阐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要思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阐释“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阐释时代主题。《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十三大的两个特点》阐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央要有权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1992年，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又一个紧要关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文以载道。邓小平的文章(包括谈话整理的文章)，主题立意高远深邃，意义非凡。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深刻揭示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深刻揭示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取材广泛，聚焦党和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
邓小平的文章素材取自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鲜活实践，贴近实际，生动丰富，毫无空泛之谈。
抗日战争初期，邓小平在山西做统战工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就是对统战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分析。在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中，《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决定调整新区政策，邓小平撰写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结合实际对中央指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成为阐述新解放区土改政策重大调整和转变的标志性文件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克服国民经济困难的艰苦岁月中，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开始对“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中，《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军队整顿的任务》等文展现了他大刀阔斧开展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勇毅决心。
进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听汇报，进工厂，下农村，访家庭，通过实地走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他的文章往往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是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后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的里程碑之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文中阐述的重大论断推动我国快速缩小整体科技实力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成功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的经典之作，彰显了邓小平驾驭复杂局面的卓越能力。
邓小平文章的取材丰富还体现在他爱用数字、善于“算账”。《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中用算账的方式一笔笔勾画出了跃进中原的大好形势。《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中用关于县区、人口、粮食等内容的一个个具体数字总结了西南地区的土改经验。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为确立小康社会目标的一次又一次“算账”。《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阐释了设计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目标的思考过程：“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后来，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实际，又对小康目标进行了调整：“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
语言简洁深刻，文风活泼生动，感情真挚自然
邓小平的文风言简意赅、简约朴实。《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共收录文章119篇，最短的不足百字，最长的南方谈话也只有7500字。
简约朴实并不等于简单化，而是在简洁中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等，都是用浅显明了、简练有力的语言表达了内涵丰富的理论观点。这些论断迅速流传，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金句。
比起长篇大论，思想深刻的简约语言往往更能体现出掷地有声的力量感。《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中关于主权问题的阐述就是鲜活的例子：“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斩钉截铁的语句宣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力量和决心。
邓小平的文章是用以指导人民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因此，他经常巧妙地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俚语俗谚。比如，形容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讲到精简军队的意义时说“虚胖子能打仗”?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为形象地表达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引用了一句四川俗语：“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中，谈到同派性作坚决斗争的立场时举例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这些生动活泼的语言使得邓小平的文字更为贴近生活，易于被群众接受。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邓小平的文章之所以吸引人，还在于饱含着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首先是对人民的爱。邓小平文章中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人民，直接抒情的对象也是人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除了对人民的大爱，邓小平的文章中不乏对个人感情的娓娓道来。有对毛泽东的敬仰：“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有对周恩来的怀念：“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编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四级调研员)
陈云怎样写文章
熊亮华
陈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着丰富的实践，创造了光辉业绩，也留下大量著述。三卷《陈云文选》收入著作190篇，70多万字;三卷《陈云文集》收入著作388篇，约130万字。他的著作集中了他的思想和观点。从他各个时期的大量文章和提纲手稿可以看到，他虽然工作繁忙，但写文章总是坚持亲自动手。文如其人，陈云写文章也体现着他的思想、作风、个性的鲜明特点。
直面问题阐明思想观点
陈云写文章不是简单就事论事，而是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性。他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思考，找出事物的规律性，形成独到的新思想、新观点，因而他写的文章也很有思想深度。1982年，陈云谈到他1949—1956年期间的文稿时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
《陈云文选》收入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发表于1926年7月，陈云那时只有21岁，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店员。他利用商务印书馆的独特优势，读了很多书，思想认识上有了极大的提高，树立起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他站在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高度指出，“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
1939年5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针对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习惯的问题，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以新党员刘力功违反党的纪律、拒不服从组织分配而被开除党籍的具体事例，对党员进行深刻的纪律教育。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陈云于1954年6月写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研究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问题，包括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技术力量的需要与供应不平衡问题、财政收支以及外汇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平衡等。文中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综合平衡思想是陈云实践探索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陈云1979年3月写的《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文，指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根据当时的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落后、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的问题，他阐明搞现代化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的观点。
陈云在文章中阐发的新思想新观点，是他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讲清情况找出解决方法
陈云写的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这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主张“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他写文章也总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真实情况摆出来，再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于1939年下半年写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等几篇关于群众工作的文章，就是基于他对华北根据地党的建设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与华北敌后阻隔，他派组织部巡视团到华北检查工作，又同来到延安的华北敌后9个乡的党支部书记谈话。陈云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党在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敌后根据地在完成自上而下建立工作的阶段后，应该进入由巩固下层来加强上层的阶段。
陈云于1962年初写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两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估计，提出可靠的解决办法，是陈云财经工作的重要一笔。为此，他在会前作了大量调查研究，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他还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了15天农村调查。文章中，陈云用调查研究掌握的大量数据、事例等，讲清农业减产、基建规模过大、通货膨胀、城市钞票大量转移到农村、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五个方面的严重困难，提出财政经济步骤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主张从1960年算起，用5年时间作为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并提出调整年度计划、减少城市人口、严格管理现金、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尽一切可能促进农业增产等一系列措施。
陈云于1979年6月写了《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一文。他当时是国务院财经委主任，领导经济调整，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在财政和外汇紧张的情况下上海宝山钢铁厂的建设问题。陈云多方了解情况，又到上海实地调研。在文章中陈云介绍了调研情况，提出宝钢干到底，推迟进度，分两期建设，买设备同时买技术、买专利。9月18日，他在财经委汇报会上作了《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的讲话，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在陈云领导下，调整方针得以落实，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得以稳住阵地再前进。
毛泽东评价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也可以说，没有调查研究清楚前陈云也不动笔，动笔写文章就要写得事实清楚，内容翔实，方法明确，论证清晰，富有说服力。
要言不烦，文风朴实
陈云工作作风务实，反映在他写文章时，也是条理清晰，简洁明快，不发长篇大论的空洞议论。《陈云文集》收入的《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中，他对《人民日报》进行阅评，表扬一些文章简明扼要，建议长文章要简单明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报。他要求“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是陈云于1978年11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这篇讲话，全文不到1500字，开宗明义表示支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这篇讲话文字不多，但讲的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句句切中要害，论证有力，在会上会下都引起很大反响。
陈云于1981年5月8日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极大促进了干部新老交替与合作。陈云首先讲清问题所在，大批老干部还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人越来越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领导工作，要“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陈云回应了老干部的一些疑虑：一是“文革”中有提拔造反派的痛苦教训，陈云表示“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二是党内有没有大量这样的中青年干部可供提拔，陈云认为有，“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三是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陈云认为“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中青年干部有朝气，多数有专业知识，“他们比我们当年被提升为干部时有更多的长处”。他还就相关工作部署提出比较系统的建议。这篇文章不到3000字，但讲问题、提对策、释疑惑、作部署，把提拔中青年干部的紧迫性、可行性分析得十分透彻。
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进行全面改革，并明确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作了重要发言，就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全篇只有约1700字，但把他关于改革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到位。他认为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大大调动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肯定对计划体制改革的概括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认为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这些重要的文章，篇幅都很精练，语言都非常朴实自然，道理都讲得那么透彻，效果都那么显著。陈云写文章，注重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形式。文风也是党风。陈云的好文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