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作为支客师，黄由学正在为村民主持婚礼。 通讯员 周溱 摄

黄由学18岁那年，就开始跟着长辈学做支客师，那时候这可是门挣钱的手艺，一场下来能挣四到八百元。

“当时大家都穷，可办起酒席来却死要面子。”回忆起过去，黄由学直摆手，“菜要堆满桌，烟酒一家比一家高档，连来帮忙的乡亲都得发毛巾、塞红包。一场席办下来，主人家表面风光，背地里心在滴血。”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可人微言轻，只好先外出打工。

2014年，黄由学当选村委会主任。上任第一件事，他就放出“狠话”：这老本行我接着干，但规矩得改！第一，不收一分钱工钱；第二，酒席怎么办，得听我的！

“我的要求就一条：菜够吃就行，绝不能浪费。”黄由学掰着指头算得明白，“以前一桌三百块，现在两百块就吃得挺好。乡亲们搭把手是情分，那些红包、新毛巾之类的虚礼，一概免掉。”他还立下新规：丧事坐夜两晚上，最多不超过三夜。

▲酒席上，黄由学还常常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讯员 周溱 摄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倡议发出后，应者寥寥。大伙私下都说好，可谁也不愿当那个“出头鸟”，怕被亲戚朋友戳脊梁骨，说“抠门”“礼数不周”。就连黄由学免费当支客师，也愣是没人敢请。

转机来得很快。不久，黄由学姐夫的父亲去世。他“不讲客气”，主动揽下了所有活儿。从饭菜标准、烟酒采购到人员分工，全由他一手操持。丧事办了两天，账单一出来，全村哗然——比同等规模的丧事整整省了一万多块！

事实胜于雄辩。打那以后，请黄由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当然，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他断了其他职业支客师的财路，也让一些习惯了收红包的乡亲不适应。面对风言风语，黄由学很少解释，只是埋头干活。

“有老人走了，没人愿意给遗体擦洗，我自己来；出殡时没人捆棺材，我二话不说上手就干。”黄由学说，“我带头做了，大伙看在眼里，慢慢就理解了。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这样办酒席，主家省了钱，帮忙的也轻松，人情味儿反而更纯了。”

如今在红色村，谁家有喜事，提前半个月准给黄由学打电话；谁家老人病危，家属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

▲带头做好事，村民为黄由学送锦旗。受访者供图

红色村有120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就有300多人。老党员张孝曲感慨道：“以前听说家里老人走了，在外面的人急得跳脚，一路哭回来还得操心这操心那。现在有黄支书在，外头的人心里踏实多了！”

八社陈志明的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都在外打工，没能及时赶回。黄由学早已主动上门，左邻右舍也自发前来帮忙——打井水、搭棚子、做饭……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等陈志明赶回家，看到的不是慌乱，而是一份清晰的开支明细和井井有条的灵堂。更难得的是，遇到丧家一时拿不出钱，黄由学就带头凑份子，先把场面撑起来。事后再把一笔笔账目交到主人手中，分毫不差。

“黄支书改变的不仅是办酒席的风气，更凝聚了整个村子的精气神。”厚坪乡党委宣传委员袁维静说，如今在红色村，不管集体的事还是村民个人的难处，黄由学一声招呼，大伙儿都抢着出力。这支无形的“志愿互助队”，让在家的村民安心，让在外的游子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