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大足石刻，不少人脑海里首先跳出来的便是宝顶山上那密密麻麻的石窟造像，可你知道吗，这漫山造像是由一个扎根民间的职业匠人群体开凿而成的，他们以家族班底为单位，师徒相传、父子相继，拥有独立承接大型工程的能力。

▲游客在大足石刻宝顶山石刻景区参观。通讯员 瞿波 摄

正是这支民间石刻“施工队”，用70余年光阴，在一片山谷中创造出了13世纪石窟艺术的辉煌。

8月25日，在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馆员米德昉以《宝顶山石窟：突破主流范式的新格局》为题，揭开了宝顶山石刻营造中的诸多秘密——从规划理念到造像布局，从施工组织到独特创造，这群工匠用他们的巧手留下了一部值得后人反复阅读的“石窟营造传奇”。

一个人的70余年

一张图纸干到底

要聊这群民间工匠有多牛，不得不先提到宝顶山石刻营造的“总设计师”赵智凤。

据南宋昌州军事判官席存著所撰铭文记载，赵智凤绍兴三十年（1160年）出生于大足米粮里，16岁外出求学，返乡后便开始筹划营建宝顶山。此后70余年，他几乎将所有心血倾注于此。

宝顶山石刻究竟有啥不得不提的惊人之处？

米德昉给出了答案，与传统石窟多为不同时代、不同工匠、不同出资人各自为政的“接力”完成不同，宝顶山的营建遵循一个核心理念：统一规划、整体施工。

▲游客在大足石刻宝顶山石刻景区参观。通讯员 瞿波 摄

“这种由单一主体组织营建完成整片石刻的过程，在石窟史上极为罕见。”米德昉说。

赵智凤“一张图纸干到底”的方式，带来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宝顶山大佛湾绵延500米的崖壁造像，题材之间环环相扣，并非随意拼凑。

从《牧牛图》到《六道轮回图》，再到讲述孝道的系列造像，整套图像体系如同一部“崖壁教科书”，彼此呼应、层层递进。

那么，赵智凤为何要选择在大足宝顶山开凿石刻？

米德昉分析认为，南宋时期大足所在的昌州已是川东地区的政治文化枢纽，当地造像风气兴盛，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处已有大量石窟遗存。赵智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宝顶山另起炉灶。

扎根民间的匠人

构成宝顶山石刻施工的主力军

漫山造像的工程量如此之大，那么赵智凤究竟是找谁来刻的？

这个问题，是理解宝顶山石窟造像如何建成的另一把钥匙。

▲宝顶山石刻景区内，精致的雕像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通讯员 瞿波 摄

米德昉指出，在宝顶山石窟造像营建之前，川东地区已是宋代石窟营造最为集中的区域。大足、安岳两地，活跃着一批技艺精湛的石刻工匠家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文氏家族。

从第一代文昌，到第二代文惟简、文惟一，再到文居正、文居用、文仲璋、文孟周等后代，文氏家族的雕刻技艺代代相传。

文氏家族的手艺有多高超？

米德昉举了一个例子：大足石刻石篆山上，国内罕见的三教造像同处一窟，就出自文惟简父子之手。这说明他们具备同时承接各类题材的能力，是一支全能的石刻“施工队”。

此外，宝顶山的工匠群体，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与本地其他石窟大量镌刻匠师姓名的做法不同，宝顶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工匠署名。

为何如此特立独行？

米德昉认为，这很可能是刻意规定——个人信息不予留存，功劳归于整体。“但通过对造像风格的比对分析，我们认为文氏家族第六、七代匠人参与了宝顶山石窟造像工程。”

这些工匠以家族班底为单位，师徒相传、父子相继，拥有独立承接大型工程的能力。正是这个扎根民间的职业匠人群体，构成了宝顶山施工的主力军。

在雕刻技法上，工匠们也展现了独特的创造力。

与同期其他石窟规整划一的龛窟形制不同，宝顶山石刻工匠“直接顺着崖面自然走势因地制宜镌造佛像，尽可能保留了山形原貌”。有凸起的岩石就刻半身巨像，有曲折的崖面就刻绵延数十米的连续画面，这种做法在石窟艺术中极为罕见。

建造宝顶山石刻的工匠们，虽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却用刻刀在一方崖壁上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技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