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盛夏，重庆合川。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钓鱼山静默矗立。山巅残存的古城墙上，炮台、垛口、高台依旧清晰可辨。山风掠过峭壁，仿佛还能听见700多年前惊天动地的呐喊与战鼓——那是一个以万余名步卒抗击数万铁骑的传奇，是一段以一城之力影响历史走向的壮烈史诗。

7月13日—15日，“文明互鉴：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召开，来自海内外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金莲川草原，共探草原都城文明密码，共商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路径。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作大会发言，揭开了钓鱼城遗址考古发掘真正的历史分量——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迫使忽必烈从武力征服转向汉化治国，客观上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序幕。

▲袁东山正在作大会发言。受访者供图

从城头的火炮到地下的铁雷，从地道的掘进到城门的洞开，钓鱼城的每一处遗迹都在讲述一个道理：战争终将过去，文明的碰撞与互鉴才是历史的底色。

孤城撼天下

堪称南宋山城智慧的集大成者

1259年夏天，钓鱼城的城楼上，南宋守军正焦急地望向城下如蚁群般涌来的蒙古大军。这是蒙哥亲率的主力部队——自1235年起，这支所向披靡的骑兵已踏平大半个欧亚大陆，从漠北草原一直打到西亚腹地。

然而这一次，他们遇到了真正的“硬骨头”。

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军铁骑，钓鱼城的南宋守军手中只有一张“王牌”——一座堪称当时世界上最难啃的堡垒之一的城池。它，就是如今位于重庆合川的钓鱼城。

▲俯瞰钓鱼城。 受访单位供图

袁东山说，钓鱼城的防御工事可谓南宋山城智慧的集大成者。考古发掘揭示，守军巧妙利用三江交汇的天险，将人工城墙与天然悬崖无缝衔接，形成长达5.8公里的环形防线。在青华门外，更有一个罕见的“双重瓮城”结构：4个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高台，围合成一个仅1000平方米的“瓮”形空间——敌军一旦进入，便会遭到四面高台上的交叉火力覆盖，宛如“瓮中捉鳖”。

▲合川钓鱼城护国门。受访单位供图

正是在这组高台上，南宋守军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据明代《合州志》记载，蒙哥“为砲风所震，因成疾”，最终崩于金剑山温汤峡。这一意外事件，如多米诺骨牌般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蒙古贵族为争夺汗位爆发内讧，西征军统帅旭烈兀被迫东返，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得以喘息——世界历史的走向在此悄然扭转。

但更具深远影响的变化发生在东方。蒙哥之死，为他的弟弟忽必烈打开了登上历史舞台的大门。这位深谙汉文化的蒙古王子，早已敏锐地意识到，仅凭铁蹄无法统治中原。金莲川幕府的培育与云南治理的经验，为他广纳中原士人精英，推行汉化政策，重建治国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元朝的正式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铺平了道路。

火雷与地道

展现战争熔炉中的“黑科技”

2025年7月，钓鱼城加担土遗址的考古现场传来惊人消息：实验室检测显示，南宋守军修筑的高台夯土强度高达10兆帕，远超一般黏土夯筑的1兆帕极限，堪比现代水泥！这一发现令在场的考古学家和岩土工程师们惊叹不已。

▲合川区钓鱼城遗址。受访单位供图

原来，南宋工匠已经掌握了一项“黑科技”：他们先用细黏土加小石块夯实基座，再覆盖数十斤重的异形石块，最后用特殊配方的细泥封顶——三层结构层层加固，既能防渗减震，又能快速提升高差，将守军的火力优势发挥到极致。

袁东山说，这种巧思在钓鱼城随处可见。城西的范家堰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精妙的排水系统，山顶的十余口天池和九十二眼水井则确保了守军“终年不渴”。考古所见，城中的粮仓足以存放支撑5年的“楚粮”——这是为长期战争量身打造的“永不陷落”之城。

更令人震撼的是火器的发现。考古队在对奇胜门附近一条百余米的蒙古地道与南水军码头的发掘中，多次出土了铁雷残片——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爆炸性火器实物之一。

铁雷用白口铸铁铸成弹壳，内填火药，爆炸时碎片横飞，杀伤力极强。正是这些“原始炸弹”，在1259年的激战中击毙了蒙军总帅汪德臣，并很可能重伤了蒙哥汗本人。

有趣的是，战争也成了技术传播的加速器。蒙古军队在攻打钓鱼城的过程中，学会了中原传统的“地突”战术，组织工兵挖掘地道直抵城墙根部。而南宋守军则被迫将火药武器发展到新高度。

你攻我守之间，技术悄然流动——这种在战火中完成的技术交融，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一个微小却真实的缩影。

开城之后

文明交融的种子生根发芽

1279年，钓鱼城末代守将王立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开城投降。但这不是屈膝，而是有条件的——不得屠城。

忽必烈兑现了承诺。

这座阻挡蒙古铁骑近40年的“硬骨头”，最终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历史使命。城头的战旗降下，但城中的百姓活了下来，文化活了下来，文明交融的种子也在这片浸透鲜血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袁东山说，战争结束之后，钓鱼城所处的川东地区迎来了一个缓慢而深刻的交融过程。

忽必烈在夺取汗位后，深刻反思了钓鱼城之战的教训——修筑在巴山蜀水间的山城防御体系，竟然能阻挡蒙古铁骑数十年，这让他意识到，仅凭武力无法征服中原，必须从制度和文化上寻找出路。他推行汉法、广纳中原士人精英，建立了一套兼顾游牧传统与农耕文明的治理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城的坚守，客观上让彼时的蒙古统治集团付出了足够沉重的代价，也赢得了足够长的时间去理解并接纳被征服者的文明。

融合不仅发生在政治层面，也渗透在民间的日常里。元朝统一后，原钓鱼城守军将士的去向颇具深意——有的解甲归田、融入地方乡里；有的进入元朝军政体系继续任职。

史料记载，城中百姓照常耕种、经商、婚嫁，曾经的敌我之分逐渐让位于日常生活的共处。蒙汉杂居、习俗互渐，战时的堡垒变成了和平时期的市井聚落。

与此同时，四川百余座宋蒙山城中，类似的故事在各自上演——这些散落于巴山蜀水间的山城，原本是为抵御外敌而修筑的军事工程，最终却成为不同族群接触、共处乃至融合的具体场域。

袁东山说，钓鱼城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沉甸甸的现实分量。它用一座城的生死抉择告诉后人：对抗从来不是历史的终点，融合才是。在全球文明冲突频仍的当下，钓鱼城所见证的东方智慧，为不同文明如何跨越隔阂、寻求共生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