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坚信，顺着那些蛛丝马迹，可能引导我们到那不为人知甚至波澜壮阔的历史。历史上那位给《纽约时报》写信的被遗忘的王先生，和百余年后作为历史学家的王先生，就因为写《中国记事1912-1928》这种偶然机缘，神奇地交集在了一起，历史的尘埃就这样被徐徐拂去，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慢慢揭开。”

▲5月30日，重庆金融会展中心，“从蛛丝马迹寻找历史真相”讲座现场。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5月30日，全民阅读品牌活动“陆海讲读堂”第20期举行，著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如是说。当天，王笛以“从蛛丝马迹寻找历史真相”为主题，围绕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中《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一章对王伯衡先生的研究历程，深度分享了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治学理念与人文关怀。他提醒大家，历史研究要给普通人更多的关注，要从历史细节中去打捞那些被遗忘的个体记忆，重构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时代图景。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看见历史中99%的普通人

作为中国微观史学与社会史研究领军人物，王笛拥有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深耕近代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研究40余年，践行微观史研究，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等代表作。他的研究致力于聚焦日常、挖掘细节，打破传统宏大叙事局限，让普通人重回历史中心，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王笛正在演讲。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我与重庆相当有渊源。”讲座开场，王笛便告诉现场听众，1985年左右，还在川大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重庆城市史的研究，那是中国社会科学基金最早资助的城市史研究课题，重庆与上海、武汉、天津等共同成为首批被研究的城市。几年后，他出版了首部个人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关注清代四川社会历史。“想来我还挺有先见之明，这部作品写的四川历史，但书名我用了长江上游区域，所以哪怕后来四川和重庆在行政上分开了，我那本书仍然有生命力。”他笑道。

本次来渝分享，王笛带来了他的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这部耗时7年打磨的微观史力作，以1912年民国建立至1928年东北易帜为时间跨度，聚焦北洋军阀时期这一动荡复杂的历史阶段。书中跳出了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宏大事件的传统叙事框架，借助西方报刊、档案、书信等一手英文资料，以微观视角还原普通民众在时代变局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令读者直呼耳目一新。

在王笛看来，长期以来历史研究都存在一个局限，那就是过度聚焦帝王将相、改朝换代、战争革命等重大议题，“我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这些问题当然值得研究，但任何一个时期，普通百姓、人民大众都占了99%以上的人口，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将他们排除在历史视野之外，这种研究模式既不平衡也不公平。”

“宏大叙事如同海面上的汹涌波涛，而海面之下的潜流，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力量。”因此，王笛的研究始终致力于关注那些被正史忽略的小人物、小事件、小细节，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思想情感与社会行动中，还原真实可感的历史肌理。他强调，历史研究不应只关注“大人物”的丰功伟绩，更要看见“小人物”的挣扎与坚守，每一个平凡个体的选择与行动，共同汇聚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洪流。

一封读者来信牵出尘封往事，蛛丝马迹里藏着传奇

微观史聚焦普通人，可如果要写“小人物”，在哪里去寻找他们的资料？王笛坦言，这正是微观史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在传统的历史记载中，对于普通人其实并不重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篇的历史学家王先生，与给《纽约时报》写信的那位王先生，因为《中国记事1912-1928》的写作而穿越时空相遇的这段故事。

▲讲座现场。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结合《中国记事1912-1928》中《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一章，王笛将自己从一封百余年前的读者来信出发，层层追踪、抽丝剥茧，挖掘出一段被湮没的爱国往事的过程娓娓道来，生动诠释了微观史学治学之道。

1919年5月3日，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封署名K.P.WANG的中国留学生来信，信中痛陈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表达了对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的失望，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警惕。

这封短短数百字的读者来信，本质上是百余年前的“小人物”参与“大事件”的讨论，这引发了王笛的好奇，由此开始了追踪之旅。他顺着这一蛛丝马迹，持续挖掘史料，先后发现K.P.WANG与美国读者毕格洛、麦考米克在《纽约时报》围绕时局展开的笔战，包括中国山东主权、东方门罗主义、国际正义等问题，他们展开激烈辩论，K.P.WANG持续在海外舆论场为中国发声。

▲观众认真听讲。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为揭开K.P.WANG的真实身份，王笛借助互联网数据库与海外档案，历经数年追踪，从哈佛学者著作注释、美国国会图书馆记录、中国名人录等零散资料中拼凑线索，最终确认这位留学生正是王国钧（字伯衡）。这位1894年生于上海的青年，曾就读于清华学堂、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历史与新闻，1919年以留学生身份在纽约组建中国爱国委员会，担任秘书，通过编辑小册子、发表公开信等方式，向西方社会传递中国诉求，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奔走呼号。王笛感慨，王国钧以一介留学生之身，在国际舆论场捍卫国家尊严，是被历史遗忘的“无名英雄”，而微观史学的价值，正是让这样的“小人物”重回历史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王伯衡先生后来与重庆也颇有渊源。他曾在抗战时期活跃在重庆金融界。1943年12月8日，交通银行筹建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在重庆成立，经理正是王伯衡。

立足西南深耕地域史，倡导人人都是历史记录者

对于王伯衡先生的追踪过程，正是王笛微观史学理念的生动实践。

“历史研究需要好奇心与坚持，一封书信、一则报道、一份档案，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隐藏着通往历史真相的钥匙。”王笛认为，研究者要像侦探一样，不放弃任何细微线索，在碎片化的史料中拼接完整的历史图景，让被湮没的个体发声，让被忽略的细节闪光。

互动环节中，现场读者踊跃提问，围绕历史研究碎片化、西南地域史价值、学术选择与人生规划等问题与王笛深入交流。王笛毫无保留地耐心作答，他鼓励大家多关注发掘“小人物”，在人生的选择上要遵从内心、勇于坚守，只要在热爱的领域坚持深耕，无论平凡与否，认真生活、记录当下，便是人生最珍贵的价值。

作为长期关注长江上游与西南地区的历史学家，王笛直言，西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中有着独特地位。西南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理封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与社会生态，自古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说法。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大后方中心，就地域史的研究而言地位尤其重要。

他强调，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要口岸城市，自开埠以来便是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留存了大量海关报告、报刊、档案等珍贵史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社会史的富矿。近年来，西南区域史研究逐渐兴起，但仍有广阔的挖掘空间，期待更多学者关注川渝地区，从微观视角挖掘地域历史中的小人物、小故事，展现西南地区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

针对普通历史爱好者如何开展微观历史研究，王笛给出了务实建议。他倡导“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理念，认为普通人只需坚持记录日常，用文字、影像、声音留存身边的真实故事，便是最有价值的微观历史实践。在AI与互联网时代，记录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朋友圈、公众号、短视频都是记录历史的载体，长期坚持的日常记录，终将成为后人研究当下时代的珍贵史料。他鼓励大家从宏大叙事回归日常生活，用记录抵抗遗忘，让每一个平凡个体的声音，汇聚成历史的宏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