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禄等虽为女生，志切报国……自愿踊跃从戎，而为全民楷模。”玻璃展柜中，一封写自82年前的请缨书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这封书信的主人，是一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学生，在抗日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之际，她引用“木兰从军”的典故，表达了自己“万里戎机，生等愿赴，一心报国，艰苦不辞”的决心。

而这，仅仅是由市档案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档案见证伟大抗战精神——重庆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展”中现身的珍贵档案之一。

▲展览现场。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和这封请缨书一同亮相展览之中的，还有来自中央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等10余家单位的200余件展品，包括重庆市档案馆首次发布的档案42件，以及首次在渝展出的档案25件。

究竟这些珍档记录下了怎样的抗战烽火？9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专家首次详细披露了展出珍档背后的故事。

这份《宣言》见证

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日号角

走进展厅，第一单元醒目位置陈列的一份珍档，率先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份档案是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份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两天就发布的文件，纸张已泛黄脆化，但墨迹依然清晰有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日号角的忠实见证。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宣言》开篇即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的根源在于“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并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战斗口号。

指着展板上的这份珍贵档案，重庆市档案馆副馆长潘勇说，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最早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档案显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发表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告，一方面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另一方面痛斥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公开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些文献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政治动员的核心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已经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的判断，以及“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的论述。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就已将中国战场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格局中审视，虽然尚未提出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但已经触及了团结抗战的核心问题。

展览中配套展示的老照片，则进一步系统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游击队、组织民众抗日斗争方面的实际行动，为后来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坚实基础的踏实脚印。

女学生请缨书再现

川渝百姓踊跃抗日的不屈史诗

文首提及的那份女学生的请缨书被单独陈列在玻璃展柜之中，吸引着众多参观者驻足。

这位名叫桑淑禄的女学生在信中写道：“窃抗日战争行将进入决战阶段，亟需大批生力军参加战斗……近闻我政府将派军入印远征，生等自愿入伍，以了杀敌夙愿。”她不仅引用“木兰从军，千古传为美谈”，还以“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达报国决心，更用“行百里者，半九十”“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来形容抗战正处于关键时刻。

潘勇说，这封请缨书背后，是川渝两地人民踊跃抗日的宏大历史画卷。

1937年7月6日至9日，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召开，各军将领一致表示愿意率部出川抗日。经过整编，川军正式踏上抗战征程。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四川出兵约340万人，包括40万川军部队和300万壮丁。当时四川平均每14人中就有1人当兵，全国抗日军人每5人中就有1个四川兵，“无川不成军”的说法流传各战区。

而在这份请缨书旁，复原的“死”字旗场景令人震撼。

1937年，北川学生王建堂投笔从戎，年迈的父亲托人送来一面白布大旗，正中写一苍劲有力的“死”字，右侧书：“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左侧书：“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这面旗帜在安县出川抗战将士欢送会上公开展示，成为川军舍小家为大家、共赴国难的精神象征。

潘勇说，在“死”字旗的激励下，川军将士转战7万里，足迹遍及13个省区，参加28个重大战役。1937年10月，杨森20军在上海陈家行战斗中，特务连在战壕齐唱《满江红》后发起反冲锋；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五千余官兵几乎全部殉国。14年抗战中，川军有记录伤亡人数达64万，少将以上牺牲24人，回川者不足十分之一，参战人数和牺牲惨烈程度均居全国之首。

周恩来题词展现

民族工业内迁的救国传奇

1942年元旦，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抗战最艰难时期，重庆生生花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产品展览会。展览连续举办15天，吸引12万人次参观。闭幕当天，周恩来专程来到渝鑫钢铁厂展位，提笔写下：“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这份珍贵的题词，成为展览中的亮点。

▲1942年1月15日，周恩来为渝鑫钢铁厂的题词。重庆市档案馆供图

潘勇说，渝鑫钢铁厂的前身是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大鑫钢铁厂。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后，日军利诱该厂“合作”，总经理余名钰毅然拒绝，于8月5日申请内迁，成为国内第一家呈请内迁的企业。

在日军占领上海的危急情况下，余名钰采取“假借买卖”方式，通过德国人孔士德将设备分批运至法租界。工人们在日机轰炸下冒死拆解机器，伤亡不断，最终于8月28日通过苏州河将设备运出上海。

历经辗转，大鑫钢铁厂于1938年2月9日抵达重庆，与民生公司合作成立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然而苦难并未结束：1940年10月25日，厂区遭日机轰炸，中弹30余枚，电炉被炸飞至三丈外，全厂“无一完脊”。

据统计，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该厂遭受5次轰炸，被毁房间180间，直接损失60余万元。但每次轰炸后，工人们都迅速抢修，日夜恢复生产。

1938至1945年间，渝鑫钢铁厂下设9个分厂，累计生产钢材6057吨、铁5586吨，产品从军工所需的炸弹弹体、炮弹壳，到民用竹节钢、地轴钢、车床等，为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潘勇说，渝鑫钢铁厂只是内迁企业的一个缩影。

众多档案显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有240多家企业搬迁至重庆。它们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工业救国的壮歌。

从中国共产党吹响抗战号角的宣言，到川军将士血洒疆场的请缨书，再到民族企业在战火中坚守的生产记录——这些档案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传承。纸张会泛黄，墨迹会淡去，但其中蕴含的爱国情怀、牺牲精神和民族气节，依然在新时代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