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梁鸿，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作品“梁庄三部曲”（《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和《要有光》，以及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学术著作《外省笔记》等，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曾获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

4月25日上午9点半，“陆海讲读堂”第18期正式开场前，我和讲读人梁鸿在采访间提前见面。

为了这场分享，她化了淡妆，然而相邻而坐的近距离面对面，还是让我注意到她神色里隐隐的疲倦。我想起帮忙协调采访的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此前的提醒：“梁老师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来重庆的航班上可能又受了点凉。”忽然之间，我有些紧张，担心演讲前的采访会给她添乱，让本就疲惫的她消耗更多能量。

梁鸿的微笑令我很快放松下来。那笑容真诚而温暖，她笑起来眼里有光，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让人信任的力量。她笑着招呼我，语速很快，音调不高。她的普通话带着微微上扬的尾音，那是来自河南老家方言里的基因。我进而意识到，在为《要有光》进行大量的前期调查时，她就是以这样一种微笑和声音，走进了书中的敏敏、雅雅、小夏等众多少年的内心世界，打动了与她萍水相逢却又愿意吐露心声的每一个陌生人。

非虚构作品《要有光》于2025年9月在《收获》首发，单行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这是身为中国非虚构标志性作家的梁鸿，在“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之后，时隔多年完成的力作。

这也是一部真正的“呕心沥血”之作。梁鸿花了三年时间，深入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小三座城市的数十个家庭展开田野调查，聚焦青少年由家庭创伤和学业压力等外在因素造成的厌学、轻生、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记录下一个个本应鲜活灿烂却悄然黯淡的生命。

“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在《要有光》的前言开篇，梁鸿如此回顾写作中自己经历的创痛。她曾回忆，写作过程中甚至一度不知所措，其间还生了好几场病。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时至今日，“如此之深”的痛苦还在。

“《要有光》发表快一年了，其实我一直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每一次跟读者分享，尽管我知道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但我还是会感到难过，为书中那些孩子，以及我们身边更多的还未被看见的有着相似遭遇的孩子。”她苦笑着叹口气，“可能我年龄也大了，这本书写得太费力，我感觉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元气。”

“从‘梁庄三部曲’到《要有光》，我写得都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写下去。这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分。”梁鸿相信，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会在生活中遇见一些值得遇见和记录的东西，“对我来说，每当生活来到我面前，我就抓住它，这很自然。要把自己放进生活的褶皱里，细细地品，静静地看，好好地写。”

01

“没有一个生命愿意躺平”

新重庆-重庆日报：很多读者反馈《要有光》读得落泪，但他们还只是“二手经验”的获取者，这就不难想象，你作为一线的采访者和写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更加痛苦。

梁鸿：的确这样，书中那些孩子们的讲述给我非常大的震动，不单是心灵的震动，更在于我意识到，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在想些什么，更不知道孩子是多么努力地想要从困境里攀爬出来，他们在情绪受到困扰时，是多么地不愿意躺平，是多么想要自救。

▲2026年4月25日，重庆金融会展中心，陆海讲读堂现场，梁鸿与听众分享“写作的力量”。记者 李雨恒 摄

真的，没有一个生命愿意躺平，我看到每个遭遇困境的孩子都希望有所改变，有所进步，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朝向更有光亮的地方生长。那种韧性和他们所遭遇的困境，都让我特别震惊。面对他们，你没有办法不流泪，因为那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你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处境，那么寂寞、无奈、孤独、无助。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在书中说感受到的痛苦“如此之深”，你如何去纾解？

梁鸿：没有办法纾解，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写出来，我想这是身为写作者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让更多读者看到，让社会大众看到，就是我的终极目标。我很清楚，不管多么艰难，即使我在写作过程中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我还是想着，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我在采访中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家长、老师、心理医生，都在一个困境里面。我想把那些困境写出来，我还想条分缕析，去展示其内在的逻辑。很难！这次写作非常耗费我的生命能量。好在最终写了出来，我觉得也是一次圆满。

新重庆-重庆日报：写这本书几乎耗尽你的力气，写完后你被治愈了吗？

梁鸿：可能我年龄也大了，写得还是很费力的，感觉现在也没有恢复元气。但我的确收获了读者的很大鼓励。《要有光》去年9月出版以来，读者给我非常大的激励，到现在都还有很多读者写电子邮件给我，分享他们的感受。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有读者自发地组成读书会进行讨论，大家以各种方式关注这本书，这是读者给我的支持和力量。也让我更相信，如果你真正去写、去思考，然后写了出来，那么就会有读者看到、感受到，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呼应，虽然彼此不认识，但一定会有一刹那，因为一本书，因为阅读而产生隔空交流，这非常棒。

新重庆-重庆日报：如果让你来描述一下《要有光》的“光”，你觉得它是什么？

梁鸿：我觉得这个“光”可能是能温暖他人、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的一个事物，会让你内心充满力量，充满温暖，也会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相互支持的力量。

02

“生活来到我面前，我就抓住它”

新重庆-重庆日报：前期调查那么多材料，那么多痛苦记忆，如何找到表达的逻辑？

梁鸿：逻辑都是最后才形成的，前期没有什么预设逻辑，我只是在遇到某个孩子后就去听，去看，然后坐下来，去了解，去采访。当你坐下来开始写的时候，慢慢地会有一些想法。写作不可能使用所有的资料，这时候就需要设计结构，需要抽取一些线索。

我们今天看到《要有光》有四章，滨海市是中等城市，京城海淀区代表大城市，丹县则是小城镇，但这种逻辑概念起初完全没有。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才意识到，虽然同样是遭受情绪问题的孩子，但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原因跟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系，比如海淀区的孩子，往往是在家长的高度控制下迷失的；到了丹县，可能是因为家长不在孩子身边。我这才慢慢地按照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对材料进行了区分，形成内部的逻辑。

▲2026年4月25日，重庆金融会展中心，陆海讲读堂现场。记者 李雨恒 摄

新重庆-重庆日报：你说写完之后其实很忐忑，那么这本书后来的巨大反响完全出乎你的意料吗？

梁鸿：每个写作者都希望有读者来阅读自己的作品，但作品能否成功，完全没办法预测。事实上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我很长时间都是保密的，因为本身题材敏感，涉及孩子隐私，同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多久能完成。直到接近最后了，我才和身边一些朋友聊起在写这个主题，大家听说后都觉得太重要了。我可能也才慢慢觉得，这的确挺重要，可以说我有了期待，但依然忐忑。

读者的反馈让我感到惊喜和欣慰，但老实说，写这本书完全是基于我自己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思考，基于我的内在冲动，我想写，我必须要写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个起点非常重要，不是说我花了心思去找社会热点来写，而是生活给我出了一道题，我必须去解决。这种合理性在于，我是社会中的人，我的情绪是整个社会的情绪之一。

新重庆-重庆日报：当下非虚构写作很热，很多写作者都在思考如何寻找选题，你有何建议？

梁鸿：我觉得我没有刻意去找，每次都是生活来到我面前，我就抓住它。一个作家，千万不要想着去找热点来写，因为根本就不需要找，我们都生活在生活之中，社会的变迁、繁荣，方方面面的气息都会影响你，一个好的写作者，他一定会从生活中自然地遇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应该来自你自己的生命体验，而不是拼命寻找。

《要有光》的主题就是一次自然的相遇。我写这本书的起因只是因为我自己养育孩子遇到了问题，我迷茫、无措，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不止我迷茫，几乎身边所有的家长都有困惑，但似乎都难以启齿。去年10月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央视还报道了一个数据，说我国6-16岁在校学生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17.5%，这意味着几乎5个孩子中就有1个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居然如此严重，但在我写书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搞文学的，我擅长的是讲故事，从故事中去寻找某种普遍的东西，于是我把采访对象选定为18岁以下因为各种原因休学、厌学的孩子。

起初我在网上发了信息，征集愿意来讲述的孩子，书里的雅雅联系了我，她刚刚遭遇了休学、复学，她说如果自己的事情能被大家看到，或许能给大家一些信心。我马上背着包就去了她所在的城市，书中化名为滨海市。我说走就走，没有预设，也不知道能写些什么，只是生活来到我面前了，我就跟着走了。后来又在滨海遇到了阿叔，在他的补习班遇到了更多孩子和家长。我慢慢发现这个题材背后，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

03

“写作就是一个人的战争”

新重庆-重庆日报：不少读者会觉得你的非虚构作品似乎都有些沉重，你怎么看？

梁鸿：我想沉重本来就是我们生活内部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有作家来写。另外，我并不认为我写的是沉重的，它可以说是深沉的、深层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去面对的。我们的时代高速发展，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文明意识也在发展，《要有光》之所以受关注，在于家长对孩子越来越关注了，这是社会意识发展带来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知道要关注孩子了，但我们该怎么去关注我们的孩子？这都需要我们慢慢摸索。

▲2026年4月25日，重庆金融会展中心，书迷在选购书籍。记者 李雨恒 摄

所以我觉得《要有光》不沉重，它只是提出了一些新时代的新问题，当然，在这些问题之下，可能不可避免地会让读者看到一些沉重的东西，但我想，只有触及到内心的痛点，才有可能真正受到震动，去反思，去寻找解决方案，有读者说他读后如遭重锤，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他才可能真正反思，去照亮自己，照亮孩子。

有读者说心痛流泪，我也觉得是好事情，就是要流泪，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好像做得不够好，我们痛苦、痛哭，由此开始思考，如果一个读者的反应是这样，我要恭喜他。有家长跟我说，书里面每一个家长好像都有他的影子。你看，这就是思考的开始。一个好的作品除了带给读者震动外，还要让他学会去面对现实。还有家长说，好像读完书的当晚就对孩子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也很好，哪怕只是努力改变1秒钟，前进0.1厘米，都是进步。

新重庆-重庆日报：从“梁庄三部曲”到《要有光》，你的写作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向。

梁鸿：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源于内心巨大的冲动，写《要有光》，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母亲，也在培养孩子，也遇到了很多难题，而且也是写作者，自然就会多去关注这个事情，进而由自身观察到的问题，去延展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关注，我发现这不单单是一个所谓的青春期问题，而是社会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亲子关系、教育模式，对孩子的尊重的程度等等，都出现了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事情，这时我有一种作家的内在的冲动与一个责任心。

还有就在于，写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不想重复自己，会看到自己之前写作的弱点、缺点和空白，但这些不是意识到了就能改变的。每个作家都有写作的惯性，也知道有哪些缺点，但自己的语言已经油滑了，形成某种固定的风格了，很难改变。但是，当一个作家的生活体验有了新的变化，他完全可能跳脱出自己过去的写作路径、思维惯性和局限，在新的领域进行探索。我觉得写作就是一个人的战争，你永远要跟自己较劲。

新重庆-重庆日报：写作如何改变了你的人生？给了你力量？

梁鸿：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小学时交学杂费，几块钱都交不起，我因此经常被罚站在教室外面听课，最长甚至站了一个月。记忆里父亲会带着我全村借钱，几毛几毛凑起来。但我学习还不错，也喜欢看书，我的姐姐们上高中，会拿回来一些文学书籍，还有旧书摊，我都会去翻翻，我最初的文学意识就开始萌芽了。

初中毕业考了中师，中师毕业回到农村当老师，我才18岁，我那时怀着对写作的念想，眼前却是迷茫。这时偶遇了镇上来的青年女研究者，她们鼓励我要坚持写作，争取深造，我很受鼓舞，后来自学考了本科，又考到省城读研，到北京读博，并获得了教职。但我慢慢对纯粹的学术写作产生怀疑，后来就有了“梁庄三部曲”。

《中国在梁庄》被视为中国非虚构的代表作，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写的时候我也没想过，这个就是非虚构。但我就这样一路写了下来。写作让我保持了独立思考，让我勇敢面对生活，让我能够敏锐地从生活内部去把握到一些深层的存在。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最深处的一种存在状态，它是一种关联性，跟大地相关联，跟我们的现实相关联，同时也跟我们每个人自身相关联。这种关联性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性和价值，让我感受到写作给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带给了更多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