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耕文明，厚植大地，以水为生，以农立国。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两大流域孕育的稻作文化与麦作文化经天纬地、并驾齐驱。同时，大运河贯穿南北通江达海，刚柔相济；纵横交错的广袤田野，大运亨通；历史铸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血脉，阴阳调和；中华民族以突出的创造创新精神，开启文明进程。

作为农耕文明结晶的民间文化，时空交织，熔古烁今。它铭刻着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演进及深刻的文化记忆，蕴含着厚德载物、崇尚礼仪、天人合一、爱国传家、敦亲睦邻、团结互助的人生境界和文化精神，寄寓着热爱大自然、歌颂祖先、饮水思源、感恩回报、尊重传统、开拓进取的生活理想和崇高愿望。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充盈稻作文化与麦作文化内涵和意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建设幸福和谐美丽家园。

“稻”之源，有“迹”可寻

中国科学家最新研究，揭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演化史。

距今约2万年，江西万年仙人洞先民烧制出世界最早的陶器，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历史杰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浙江省义乌桥头遗址、浦江县上山遗址、河姆渡遗址、龙游县荷花山以及江西等地考古发掘实物佐证，确认中国长江流域及邻近区域是水稻的起源地之一。余姚施岙遗址发现目前世界上已知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良渚古城核心区发现相当于近20万千克水稻的炭化稻谷遗存。马家浜文化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显著成果，其下启崧泽、良渚文化，被称为“江南文化之源”。距今7000年前，嘉兴马家浜先民就已经开始人工栽培水稻。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上山遗址、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秕谷、稻秆、稻叶和其他植物枝叶、木片等有机物，以及未煮熟的米粒，等等；这些考古作业榜单都将我国稻作文化溯源到更早时期。

广东新石器中期遗址出土彩陶，新石器晚期石峡文化遗址发现了肩石器、几何印纹陶、干栏式建筑及栽培稻等，都说明了南方水稻栽培的悠久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生活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驾船移徙于广西东部，并在这里创造出了农耕文化的典范之作——铜鼓文化。铜鼓鼓面的太阳纹、水波纹、鸟纹及青蛙、龟等造型组合，镌刻着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稻作文化的杰出贡献和博大思想。

近年来云南洱海考古发掘表明，生活在这片区域的“稻作民族”，具有非凡的文明创造力。红河地区出土的石锛、石斧、石刀等文物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修筑梯田，栽培作物，从事农业生产。

骆越族群先民很早便学会了制造石质工具。创世史诗《濮侬论者渡》记载了这一族群远古以来在长期从事采集劳动过程中，观察鸟类的充饥方式。在珠江、红河流域，漫山遍野的野生稻源源不断为鸟类丰衣足食。他们也活学活用，尝试加工和食用谷物。

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表述：最初人们吃谷壳，越吃越瘦，后来又吃“谷骨”（米），口感更好更养人。在资源可再生力有限，人鸟食不果腹的情况下，驯化野生稻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从陆稻到水田，四季稻花飘香，年丰人寿。

定居方式为农耕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考古界在长江、珠江、红河流域发掘出土的堆积炭化稻，为稻作文化连续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六诏山脉广南县大阴洞出土的炭化稻也有数千年历史。骆越族群后裔濮侬人视稻谷为灵魂命脉。他们确立了物候参照系统，如参照天鹅南来北往规律安排耕作，传承先祖鸟崇拜观念。

“稻”之名，有“那”可识

西汉《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江南经济欠发达，但人们仍能衣食无忧，自然条件起了很大作用。

南朝沈约《宋书》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中原人口南迁，带来先进技术，人民勤劳智慧，经济开发加快，农业产量提高。古籍记述楚越之地壮族先民以开垦稻田、种植水稻维系生存。千百年来，壮族聚族而居，面对稻田，背靠大山，河流环绕，体现“以人为本，适应自然”的生态文明观。

稻田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基础。人与稻田，如鱼之与水。人口越来越多，族群开枝散叶，对土地与水源的需求不断扩大。有树即有水，有水即可稻。异地求生存，垦田落户籍。

人们将自己开垦的稻田叫“那”，用“那”来命名村落。凡是稻作民族生存的地区，以“那”命名的村落、地名很多。“那”为壮侗语“水田”（稻田）的意思，壮族“那文化”蕴藉着壮侗语族驯化野生稻为栽培稻的文明创造与智慧经验，包括其社会生活、文化传统、民间信俗等在内的稻作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据“那”而作，依“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因“那”而乐，以“那”为本。

六诏山脉文山地区，以“那”命名的村落有数百个，加上不是村落而以“那”命名的地名有数千个。广西以“那”命名的村落有近千个。南宁市隆安县是稻作文化重要衍生地和流传地，广泛流传着丰富的关于水稻的传说。隆安诸多地名含稻作文明历史印记之“那”。1982年普查统计，全县13个乡镇1232个自然村屯中，138个含“那”。隆安壮族民众的仪礼、节日、饮食、信仰等习俗与稻作文化息息相关，这些民间文化传统至今仍得到活态呈现和代际承续。

“稻”之律，有“节”可承

文山州壮族自古以稻作生产维系生存繁衍，每年围绕稻作生产活动的仪式很多，如开耕节、开秧门、驱虫节、尝新节、谷归仓、祭牛魂、收魂节等，这些节俗活动都与稻作生产有关。

如壮族土支系会在开耕前观看稻作物候，参照树木植物发芽，组织跳稻草人舞。砚山县大新村的稻草人舞，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特点：男人在家带小孩，妇女捕鱼捞虾。壮族每年农历七月上旬举办尝新节，通过祭龙潭、祭稻田、迎新稻魂、祭新稻魂、安顿新稻魂等祭祀仪式，传递敬畏大自然、感恩大自然、爱护大自然、保护大自然思想与理念，表达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祈愿与心声。马关县夹寒箐镇上布高村举行尝新节活动时，大家一起品尝花米饭、糯米糍粑、柠檬鸡等壮族特色菜肴，同饮糯米酿制的壮家美酒，共享大自然无私的馈赠。

“壮族女子太阳节”是壮族歌圩源头之一。西畴保持了壮族女子祭祀太阳的传统，其突出的主体是女人（即“鸟人”）和太阳。每逢祭祀太阳神鸟，当地壮族群众就演奏民乐，跳祭祀太阳神鸟舞、春牛舞、鱼鼓舞、舂糯粑舞、稻作手巾舞等。太阳女神每天都发出金黄色的光芒，因此祭太阳女神要用金黄色的糯米饭。西畴县上果村自古就用“朵盼”（用于染黄色糯米饭的花）染制黄色糯米饭。每年农历正月最后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用“朵盼”花煮汤浸泡糯米，二月初一清早，蒸制金黄色的糯米饭作供品。“太阳—神鸟—人—稻田”是构成稻作民族节日文化的核心要素。

“拗九节”是福州市十邑地区特有的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孝顺节”“送穷节”。农历正月廿九这天清早，家家户户用糯米、红糖，加上花生、红枣、荸荠、芝麻、桂圆等原料煮成甜粥，称为“拗九粥”，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特别是已出嫁的女儿，也要送一碗“拗九粥”回娘家，孝敬父母，祝福平安、健康。“拗九节”演绎成为尊老敬老、崇尚孝顺的社会风尚，展现节日文化公序良俗与融洽和谐之美。

这些文化建构方式与历史记忆图景，不仅是族群繁衍生息的知识宝库和精神源泉，也代表着稻作民族最为本质、最具活力的文化基因。

“稻”之史，有“口”可传

壮族先民没有统一的文字记录本民族历史，但他们创造和传承了民间文化大传统。

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歌谣、谚语、谜语等民间口头文学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强大的包容性。《稻谷的来历》《尝新节的传说》《吃米的传说》《弈推吃米骨》等传说，《泡稻种》《撒稻种》《插稻秧》《薅秧歌》《收谷歌》《水母鸡》等歌谣，围绕人与稻之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叙述其创世伟业、经世济业。

壮族洪水神话讲述，在洪水淹没大地时，把稻谷全部冲走。洪水退后，人们找不到稻种来栽，后来发现狗尾毛里藏有几粒稻谷种。为此，他们感恩狗给人类带来的稻种。哈尼族的口头神话有大量与“水族”或“水”相关的叙事要素，比如“鱼创世”和“青蛙创世”等类似的神话叙事，都体现了稻作文化的深刻影响，表达了山地稻作民族对水的渴求和驾驭理想。

“房子盖了住百年，梯田开了吃千年”。《哈尼祖先过江来》《普嘎纳嘎》《哈尼阿培聪坡坡》等哈尼族史诗详尽描述了哈尼族祖先在漫长的迁徙岁月中，历经艰难险阻，从游猎游耕逐步过渡到安寨定居，开始坝区稻作和山区梯田稻作的生产经过。

在滇南哀牢山定居下来的哈尼人，把白鹇作为亲密伙伴。白鹇是他们数次迁徙并寻找理想栖息地的发现者和领路人，在哈尼族一些支系中白鹇还是崇拜和信仰对象。

在哈尼族史诗中，谷种由特定的动物携带而来。他们的迁徙故事里说，一是过大渡河时狗尾巴带来谷种，二是白鹇口含谷种过河。哈尼族谚语中讲到的“树是水的命根，水是田的命根，田是人的命根”“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人”，更是突出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

哈尼梯田是由以哈尼族、彝族、傣族为主，包括苗族、瑶族、壮族、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体现了各族人民在人居环境选择、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环境建构等方面相互学习、彼此借鉴乃至水乳交融的历史过程。

“水母鸡”是一种小拇指甲大小、体呈椭圆形的黑色小甲壳虫，它们生活在稻田里和水塘中，善浮水、会爬行、能飞翔。《水母鸡》是西畴县畴阳河畔未婚青年借助放飞昆虫用来“卜婚”的歌，也是孩子们玩耍吟唱的一首流传久远的童谣。

水母鸡寄托着婚姻，象征着幸福，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吉祥物。当少女手捧水母鸡唱歌时，它会发出欢快的叫声，唱一至三遍，水母鸡就会在歌声中飞走，飞向姑娘将要嫁去的方向。

《水母鸡》是北回归线上流传至今的民歌经典，也是稻作民族涵养生态、祈愿稻谷丰收人丁兴旺的真实写照，完美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