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锡麟

1942年出生，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晏子春秋选》《三国十八扯》《〈水浒〉一直被误读》《先秦大侠义》《半部＜论语＞》《“狂夫”杜甫》等，主编《巴渝文化丛书》《溯游抗战重庆丛书》等10余部文史丛书，创作戏剧《永安遗事》《熊耳夫人》，主创电视连续剧《母亲母亲》、大型歌舞《竹枝九歌》等。

那阳台很是宽敞，按老重庆的习惯，被加了窗封闭起来。东侧临窗一端，靠墙搁了张桌板。桌面铺有毛毡，散放着一些笔墨纸砚。立身桌前，凭窗远望，小区院坝的崖下，嘉陵江无声流淌，不舍昼夜。这是2024年的12月，冬日早晨，江雾蒸腾，白茫茫一片，如梦似幻。

寓所临江，雅号淡水轩，阳台这一隅，是蓝锡麟的“自留地”。

他自2000年搬来，寒来暑往，24个年头倏忽已去。他说，最松弛的时刻，就是待在自己亲手拾掇出的这个角落，读书、习字、思索、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生活简单，常常手不释卷，兴致来时，作赋吟诗，偶得佳句，便怡然自乐。

▲蓝锡麟。

这角落被他亲切地称为“羊头角”。为何？

“刚搬来时，全家老少四辈六口共居于此，腾不出屋子做书房，我索性在阳台摆张桌子，添把椅子，作为书写‘特区’。这里唯一的装饰，就是书桌右手墙上挂的一件带角羚羊头骨工艺品。那是我退休前在敦煌买的，我很喜欢。‘羊头角’便得名于此。”

他停了停，一丝苦笑，“前年夏天暴雨漫漶，‘羊头角’遭了水灾，一番整修之后，取下的羚羊头骨却挂不上墙了。”

我们在另一个房间看到了那件精美的羚羊头骨，它温润光洁，已经被时间磨洗出白玉般的质感。羊骨不言，是无声的陪伴，他与它相守“羊头角”，度过了退休之后的20多年。

“这是从繁琐的公务中抽身、专心为文的20多年，也是我争分夺秒追梦的20多年。”蓝锡麟笑道，自己曾作诗“轩临淡水时抬眼，壁挂羊头偶作文”自娱，“其实，‘偶作文’纯为戏言，我时常提醒自己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20多年来，我笔耕不辍，在‘羊头角’完成了已经出版的个人著述的三分之二。可以说，‘羊头角’也成了我退休后老年黄金期立言的地标。”

2024年底，82岁的蓝锡麟迎来了第20本个人著述——由他选注的《巴渝诗歌三百首》问世。评论界认为，这是老先生为现代化新重庆留传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蓝锡麟新作《巴渝诗歌三百首》。

“我想这也是我此生最后一本书了。不是思维迟钝了，而是视力愈发减退，不能支撑读写了。能硬撑着了结此书，已极不易。”他说，跟我们聊完，过几天他就得去做白内障手术了。

第20本书在2024年出版，对蓝锡麟而言也是一份特别的纪念——2024年，是他1964年大学毕业后，自成都来重庆扎根的第60个年头。

“这60年当然有遗憾，但我不后悔，因为心中有梦。”他说，人生如逆旅，谁都有苦辣酸甜、离合悲欢、爱憎恩怨，“但生命价值能在艰难曲折中得到部分实现，我知足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巴渝诗歌三百首》是您撰述于2023年的新作，为什么在81岁高龄仍笔耕不辍？这部作品的意义是什么？

蓝锡麟：有道是“天下诗人皆入蜀，行到三峡必有诗”，重庆是中国诗坛重镇，巴渝诗歌至今享有美名。巴渝诗歌是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的重要组成。要更好地弘扬巴渝文化，就得溯源寻根，更好地感受巴渝诗歌传统，这是我选注《巴渝诗歌三百首》的初衷。

巴渝诗歌是今日之重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诗歌发展史上一份独具风采、不可多得的精神成果。近二三十年，重庆人对巴渝文化的关注度超越既往三千年，尤其巴渝诗歌时常引人瞩目，一批诗歌选注本和全集本相继问世，却也生出不少遗憾。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巴渝诗歌乃至巴渝文化的传承。我在这方面积累了诸多心得，自认有责任补正。

书中选入的300首诗歌中，120余首此前未见他人注释，还有一些诗歌的某些字词句尚无人注。可以说，总量中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内容凝聚着我多年的研究思考。

这本书的目的一在鉴古，二在励今。鉴是鉴赏，也是借鉴，目的在于励志今人和后人，同时对促成未来的重庆诗歌拓展新局面有所裨益。

新重庆-重庆日报：除了一份对文化的情怀外，如此扬鞭奋蹄对您是否还有更深的意义？

蓝锡麟：简单地说，这个意义在于自我圆梦。2002年退休以来，我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所有努力，都为圆一个教授梦。

从小到大，我这一辈子曾有过3个梦：小学时候画画有天赋，想做画家；中学时候想做科学家，研究空气动力学；大学在川师中文系，有了教授梦。

严格来说，这3个梦都没有实现。但我努力了20多年，虽然不会再有正规的教授头衔，不能传道授业解惑带研究生，但就个人著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说，我想我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教授应该有的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授梦，我勉强圆了半个。

▲蓝锡麟著作《羊头角诗文》。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早已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为什么还执着于圆教授梦？

蓝锡麟：人一辈子总要有梦想。因为各种原因，我的画家梦、科学家梦陆续破灭，我考入川师学中文，几乎是从零起步接触古代文学，在那里遇到了一批德才兼备的老先生，当时我就想，既然其他梦没办法实现，那么我就以川师大的一批老先生为榜样、为楷模，成为他们那样的有学问的人，成为一个古代文学教授。当时的想法，就这么单纯。

我的教授梦经历了三次破灭。

1964年大学毕业，当时已经有消息说我可以留校当助教，基本上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结果却在特殊年代出了意外，我没能留校，这是教授梦的第一次破灭，我很无奈。

于是我听从分配来到重庆，从轻工业学校的老师做起，慢慢的，教学有了成绩，以中学老师身份在3家大学的学报上发表论文。1978年左右，西师、重师都希望调我去当大学老师，但区里不放，这是教授梦的第二次破灭。

1985年，我终于调入重庆教育学院当副院长，同时也教古代文学课程，两年后参加普通高校职称评定，评了副教授。没想到，1989年市里又调我去文联，我拖了半年多，还是没办法，教授梦彻底破灭。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对古代文学造诣深厚，古代文学讲究童子功，但您说自己上大学才从零起步，这背后有何故事？

蓝锡麟：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从来没有做过文学梦。如果说童子功，或者说天赋，我其实在画画方面更有优势。

那时虽然家里买不起颜料，画笔都是同学给的，但我就在烂纸上头画画，也慢慢无师自通。小学我就参加过当时南充专区和四川省的少儿美术展览。1959年，我在高中学校外面的大街上画了十几幅大壁画，画的毛主席画像还在学校挂了好几年。

所以，我一直很遗憾没进美院，后来也没有去学画画，如果进了美院，可能我成就更大。

高中时起初我读的是理科，想当一个空气动力学家，像钱学森那样。都已经读了一个学期了，老师跟我说，可能我想当空气动力学专家不行哦，那个专业是跟军事国防联系在一起的，我可能读不了。后来看到北大中文系的招生简章，我头脑一热，跟老师说我要去读文科。老师以为开玩笑，说你想去就去嘛。我就去了，当时已经分科复习进行了一半，我才从理科转到文科来。如果说对文科有点喜欢，也是高中最后一学期的事情了。

▲蓝锡麟保存的自己年轻时和家人的照片。

进了大学，我和那些原来就喜欢文学的同学相比差得远。进校搞了摸底考试，考写平仄，柳宗元的《江雪》，20个字，给每个字标注平仄，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仄声字，更不知道古汉语有平仄，就按南充口音去打平仄，错得老远。

但我知耻而后勇，受老师影响，从大一下学期开始逐渐上道。我是在大一下到大二上，在课外，硬是把《史记》线装书的纪和传读完了，《庄子》内七篇读完了，全都是课外阅读，这些功夫让我终身受益。因为读线装书要学会断句，哪怕你囫囵吞枣也要啃下去。

新重庆-重庆日报：从大一下学期才入门学古文，到如今您文史哲兼通，具体来说您是怎样下功夫的？

蓝锡麟：我完全按老先生们的要求，读原著。既然下了决心要读懂《史记》《庄子》，我就愿意付出。同时，还因为个性使然，我不喜欢热闹，我在大学就是三点一线：教室、寝室、图书馆，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我比很多同学下的功夫深，我是认认真真地在读书，不仅消化老师课堂上讲的，还大量读课外书，瞄准了我喜欢的：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

去读书，也是因为穷，我没有钱买车票回老家。在川师大待了4年，共7个假期，我只有一个假期回了南充，另外6个假期都留校泡图书馆。这些时间加起来，我等于比其他同学多读了至少半年书。

多出来这半年，假期泡图书馆，我一天不说10个小时，8个小时是有的，上午下午各3小时，晚上至少两个小时泡图书馆。

后来我跟图书馆的管理员混熟了，大三下升大四的时候，管理员给我开了小灶，允许我进教师阅览室借书，而且可以超额借书。

我最多的时候借了几十本书。图书馆的老师也喜欢我这样的读书人，给我特别便利，教师阅览室一般同学是进不去的，那里边有些孤本、善本。我的功夫就是这样来的。

新重庆-重庆日报：毕业后没能留校而是分配到重庆当中学老师，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蓝锡麟：刚开始，我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读书。毕业分配到了重庆的轻工业学校，总校在窍角沱，但我是在马桑溪对面的陶瓷班当语文老师。

那里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我们一人承担3门课，我负责语文、政治、体育。我们每周上3天，每天6门课，一周18节，一人9节，另外还要参加车间劳动和学习。

你想，一周5天半都排得满满当当，3天上课、两天劳动、半天学习。我上课的时候，另一个老师就坐在隔壁房间看钟，时间到了，吹口哨下课，然后她上课，我又换过来。

▲蓝锡麟。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当时失望吗？如何调整自己？是如何走出那种困境的？

蓝锡麟：虽然失望，但也明白，绝不能自暴自弃。因为我知道朱自清、叶圣陶都当过中学老师，川师大的杜道生等很多名教授也当过。我相信一切都有可能，所以失望，但不绝望。事实上，回顾这60年，任何艰难环境，我都没有放弃过。

到了重庆，虽然起初两年读书少，但后来我还是不断读书，自我补课。我提醒自己，绝不能比别人弱，环境再差，也要在看得到的环境中争第一。

比如当时我在轻工业学校陶瓷班教了一年后，学校觉得我语文教得好，第二年就把我调去了总校当语文教研组组长。后来重庆四中成为南岸区恢复高中招生的两所学校之一，我又被调了过去。当时四中有5个语文教师，其他4人都很资深，我最年轻，但我不比他们差，我帮他们都代过课，学生们都服气。

1972年，区里设置教学辅导站，我才30岁，就被调去当教研员，也是因为在南岸区的语文教学中，我业务比较突出，组织是考察过我的教学成绩的。

在南岸教学辅导站时，我主管语文教研，兼管历史、地理。那是1972-1976年左右，利用这段时间，我读完了《资治通鉴》《国语》《左传》等。这段经历也很宝贵，那个小小的辅导站，有那么多好书，我有那么多时间，去通读，去反复读。

慢慢的，我脱颖而出，1977年初，市里抽调我编本土语文教材。1977年恢复高考后，头两次高考的全市语文阅卷组长，我是其中之一。1977年-1978年，人教社统编教材，向全国征求意见，重庆负责审核语文教材的是我，我花了半年读完初中到高中6个年级的教材，写了200多条意见。后来，人教社发来手写感谢信，意见也大多得到采纳。

再后来调到重庆教育学院当副院长，我开了《古代散文概论》选修课，从先秦一直讲到清代的散文，自己写教材，十来万字的讲授大纲。学生没有任何一个人缺课，很受欢迎。我当时考虑，这堂课讲三到四遍就可以整理成一部书了。可惜后来，我还是被调到了文联。

新重庆-重庆日报：读书是您的精神支柱？

蓝锡麟：以前从没想过，但你这样问呢，我也忽然觉得，正是读过的那些书，让我感到充实、有底气，而且自信可以做出成绩。由于有自信，我一路奋斗到了今天，所以，自强不息这几个字，我当之无愧。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对于巴渝文化的传承发展有何建议？

蓝锡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弘扬，但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好的、落后的，所以不能抱残守缺，不要把落后的东西也说成好东西来继承。

比如，我反对儒家思想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的老师们很有学问，但一辈子留下的东西很少，我尊敬他们，但不欣赏“述而不作”。我自己出版了20部著作，我很自信。

我受教于老先生们，敢于从他们那里走出来，我觉得后来人要敢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一点上，我更欣赏质疑精神、超越精神，不论资排辈。自己能做到的，可以做多少，就要做多少，不受传统束缚，不做老学究。否则，好多东西可能都做不出来。

说到巴渝文化，我想任何一种特色地域文化，都要结合时代精神，才能走远，既要有传统，也要与时俱进。必须要记住一点，实事求是才是文化发展的正道。同时必须看到的是，巴渝文化处于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交错地带，长期显得滞后，抗战时曾有一个高峰，但基础还是比较差，根基不稳，要抓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补齐人才短板，这是突破点。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蓝锡麟：杜甫。我喜欢他这个人，一是以本色示人，不虚伪；二是关心同时代人的命运。第二点李白比他差远了。杜甫也是“狂夫”，你看他的《望岳》，写在落榜之后去泰山，多有气魄！

▲蓝锡麟著作。

新重庆-重庆日报：杜甫笔下也有“天地一沙鸥”的哀愁，您怎么看？

蓝锡麟：“天地一沙鸥”是杜甫晚年的惋惜，那时他在夔州，也就是重庆奉节，想起自己一生漂泊天地间，孤寂和无奈，就像没有归宿的鸟儿。我跟他不一样的是，我来到重庆生根60年了，我还是比较固定一些。其实，沙鸥、鹰和马，是杜甫一生追求的三种意象。

新重庆-重庆日报：那您觉得，这三种动物哪个更接近自己？

蓝锡麟：（拿出了一幅画着骏马的国画）我属马，这幅画是退休时老朋友送的。我的性情像马，我想我这辈子就是一匹马：吃了很多苦，走了很多路，从来没低过头。老骥伏枥了，还没闲下来，还志在千里。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如何来总结自己这80多年的岁月？

蓝锡麟：记得启功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论学历，他读过中学，我是本科，我想我们俩只有这里不一样。所以，用启功的心境来自我对照，很好。

这一生，很多事情都可以一笑了之，都过去了。这一生虽有遗憾，但我无悔，生命价值在艰难曲折中得到部分实现，我已经知足了。

“犟拐拐”的另一面

如果不是这次口述专栏的采访，我对蓝老的认识，很可能还会仅仅停留在他敢怒敢言的刻板印象。

这个印象来自于多年前市文联的一次会议，主题是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会上有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拍案而起对某些现象表达了深深的担忧和中肯的批评。

我当时有些惊讶：他好敢说啊！

这位有个性的老先生有个好听的名字：蓝锡麟。

我第一次见到蓝老就是在那样一个会场。那时他已退休多年，是作为文艺界前辈被邀请前来参加座谈。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他。

但在我多年的文化记者生涯里，他的名字仍常常被业内提起。重庆很多重要的文化工程，都有他的身影。

敬重他的人很多，因为他对重庆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有人称他是“重庆通”。也有人说蓝老虽然学富五车，可脾气犟得很，是个“犟拐拐”。

直到这次采访，我们有了一次深谈，刷新了我对他的印象。

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简单到只要可以自由地读书、思考和写作，他就拥有了最最幸福的生活。

▲读书、思考和写作，是蓝锡麟认为的幸福生活。

他甚至至今没有一间规整的书房，写作就利用一桌一椅凑起来的阳台“羊头角”，放书则征用了孙子过去住过的卧室。那间卧室里散放着几百本他读过的或者他出版的书。

那种散乱他并不以为然，“外人看起来乱，但我能找到我的东西在哪里，越乱越好翻，每本书我都有数。”

他也是一个善于冷幽默的人，比如他说自己表面看起来像个好人，实际上从头到脚都“坏”透了。

为啥？“从头到脚，脑血管、颈动脉、心血管、肾脏都有问题，还痛风，各种毛病，80多岁了，也正常。”

当然，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的求学经历。对于同样出身中文系的我来说，很难想象一个在上大学前连古汉语平仄都没听说过的人，靠着一路发奋苦读，最终在古代文学尤其诗词领域闯出一番天地。

他做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这是梦想的力量。

通过这次深谈，我也理解了他的敢怒敢言和“犟拐拐”脾气。

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尊重、对当下负责的态度，是一种“死磕”的求真精神。

黄葛树曾在一段时间被写为“黄桷树”，就此，20年前，他查阅大量资料后，致函时任市长和副市长，为“黄葛树”正名。

在巴渝文献第一大书——《巴渝文献总目》编撰过程中，作为该书的学术牵头人之一，对其中的《民国卷·单篇文献》部分，他一笔一划写下325条审读意见。而这，仅是他众多审读意见中的一部分。为了保证质量，他甚至写信给主管部门，要求延期出版：“赞誉注定一闪而过……将将就就是不行的，千秋功业，宁慢勿滥！”

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他喜欢杜甫，因为杜甫为时代而歌，关心同时代人的命运。他曾写过一本书《“狂夫”杜甫》。我没问过他，但我想，杜甫应是老先生心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