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收到，知道家中惨遭变故，万分痛心，望你暂留重庆照料母病……”“你要我离开，我在未得到妈妈的确实情况和爸爸的正式决定，我是坚决不离开我的工作，直到我病死在这里为止！”这是《挺进报》事件发生后，陶敬之在收到妻子陈倩华用暗语通知撤离时的回信，展现了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宁折不屈的凛然斗志。

陶敬之。（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陶敬之，字叔琪，1913年11月出生于重庆巴县，青年时代曾在中山中学、四川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就读。上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与同学李华飞、温田丰等人一起组织读书会、办壁报，并在《新民报》《济川公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社会黑暗。1932年秋，考入上海商学院，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1933年赴北平求学，目睹了“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东北同胞的悲惨生活，立志救国救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5月，经温田丰推荐，陶敬之在重庆《商务日报》担任记者，参与副刊《国际时事周刊》的创建。之后，在其主编的社会服务板块中增辟《公共园地》专栏，撰写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腐败，引导进步青年探讨国家命运、民族解放等问题，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觉醒。同年底，重庆学生为响应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开展各类宣传活动。193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各学校：“应停止学生一切救国工作，整顿学风，罢课地方政府应加制裁。”但学生们竭力冲破军警阻挠，坚持渡江到南山进行宣传。陶敬之以“金留”笔名发表《反对阻止救国运动的教育者》等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卑鄙行径。3月中旬，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又对《商务日报》进行制裁，要求把全部稿件送检。随即，陶敬之采访了时任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以“金竞木”的笔名写下《敬质胡庶华先生》一文，集中驳斥胡庶华“读书即是救国”等反对学运的种种谬论。文章未送检查即在报纸上发表，因此被罚停刊3日。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他仍坚定不移，继续撰写文章，鼓励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成立，由漆鲁鱼任总务干事，陶敬之任干事，负责领导职业青年救国会的工作。他广泛联络重庆各界职业青年，发起组织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激发抗日救国热情。

8月，日军拟在成都强行设置领事馆，企图将侵略势力渗入四川，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成都、重庆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重庆救国会立即让陶敬之以记者身份公开出面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并在报纸上刊登《纪念国庆必须抗日》等文章。这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他因此受到特务跟踪。为摆脱险境，重庆救国会介绍陶敬之到万县《万州日报》担任编辑。

到达万县后，他仍积极广泛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救国斗争。西安事变发生后，全民抗日迫在眉睫。陶敬之决定发起“万县的一日”征文活动。在《万州日报》上刊登征文启事，号召大家“把万县的全貌披露出来，给各界同胞一个全认识。在这全貌当中，也可以认清这些受环境艰苦的同志们……联合起来！努力起来！全都走到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去！”在其鼓舞下，人们纷纷拿起笔，记录黑暗的社会现实。之后，他从数百篇来稿中精选出70篇汇集成册，印刷出版，对万县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万县被破坏的党组织尚未恢复。当时，在《万州日报》任编辑的欧阳克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着手筹建万县救国会。在陶敬之等人的协助下，10月，万县救国会正式成立，陶敬之被推选为总干事。为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充分利用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读书会等，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同时，组织建立万县学联、万县文化界救亡会及剧社和歌咏工作队，通过街头剧、歌咏会等形式唤醒民众思想觉悟，凝聚抗日力量。1938年元旦，万县救国会在西山公园举行“中国不会亡”歌唱大会，高唱抗战歌曲，群众高呼“中国不会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掀起万县民众抗日救亡的高潮。

《万州日报》和陶敬之鲜明的进步倾向，成为反动当局的“眼中钉”。之后，国民党万县警备司令部向报社施压，将其革职。

新蜀报社登记申请书。（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1938年5月，陶敬之回到重庆，经漆鲁鱼引荐出任《新蜀报》编辑，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1939年春，为推动重庆郊区抗日宣传，满足进步青年及学生的阅读需求，中共重庆党组织指派陶敬之、刘志刚筹办“中国书店”，有效促进了抗日救亡与进步思想的传播。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其身份敏感撤离重庆，奉命转移至涪陵、江津、泸县等地躲避敌人追捕。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重庆，以《国民公报》襄理身份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并兼任其青年组织“民主实践社”理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47年1月至2月，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重庆学生掀起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暴斗争。6月1日，重庆反动当局于凌晨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实行规模空前的抓捕。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陶敬之发起成立“六一后援会”，经社会各方营救，除3名共产党员后来牺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外，其余人员都陆续得到释放。而他却受到特务监视，处境危急。10月，党组织命他由重庆转移至宜昌，任中共宜昌特支书记，领导开展对国民党潘文华部队的策反工作。

赴宜途中，陶敬之对妻子陈倩华说：“国民党反动统治越来越厉害了，我们这些参加革命斗争的人，应该更坚决、更积极，抱定牺牲的精神来工作。”陈倩华问道：“假如被捕了怎么办？”他坚定回答：“那有什么，准备把牢底坐穿！”1948年5月，中共重庆党组织因《挺进报》事件惨遭破坏，陈倩华1个月内3次用暗语写信告急，要求他立即撤离。但陶敬之坚持在未得到党组织正式决定前，继续坚守岗位，履行党组织赋予的使命。6月29日，他因叛徒出卖在宜昌被捕，随后押回重庆，囚于渣滓洞。

《一一·二七蒙难烈士登记簿》陶敬之登记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狱中，陶敬之饱受酷刑折磨仍坚贞不屈。1949年11月14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电台岚垭，牺牲时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