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的“程大叔”，因为一单190元的榴莲被“仅退款”，两次自费驱车往返1600公里，蹲在山东德州的小区垃圾桶里翻找包装袋，哪怕亏钱也要给自己讨一个公道。河北邯郸的“杨园园”，一单23600元的光伏支架被“仅退款”，平台连弹窗提醒都不给，36小时后钱自动划走。她带着丈夫、销售经理和2岁的孩子，跨省去上海追讨。

一边是受害的商家，一边是恶意薅羊毛的买家。浙江温州的李某，用6个账号在同一家店“薅”了一整年。山东烟台的刘某，半年骗取5.4万元。江苏的陈某，对900多家商户恶意下单2700余次，涉案流水超千万元，被判刑一年半。

这些“仅退款”现象，如今算得上泛滥成灾。“电诉宝”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电商平台商家投诉中，“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

外卖骑手同样遭殃。餐送到了、照片拍了、电话打了，客户随手在APP上显示一个“没收到”，平台直接扣骑手的钱。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某公司员工“仅退款”外卖视频，就是最好的案例。

每次这类新闻出来，焦点都在买家身上：说他们“占小便宜”“不诚信”“素质低”。受害的也都是商家、骑手，因为他们要自己上门去与买家对峙，甚至报警维权。

然而，“仅退款”过程中，最应该出来承担责任的平台，却“隐身”了。

如果仔细梳理这些“仅退款”案例，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规则是平台定的，审核是平台做的，退款是平台发的，利益是平台赚的。

事实上，“仅退款”的出现，平台有“三宗罪”。

第一，规则设计有问题。“仅退款”本身应该有针对性，比如生鲜、小额商品等退货成本高于货值的东西，使用“仅退款”勉强说得通。但平台把它一刀切扩大到所有品类——几千块的衣服、几万块的工业配件、一顿外卖，全部无差别适用。

第二，审核形同虚设，申诉通道成摆设。对买家，平台几乎不做任何实质性审核。一张伪造的照片、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系统几秒钟就自动退款。可对商家，哪怕提交了签收凭证、物流单号、通话记录，平台一句“经核实存在异常”就驳回。

更恶劣的是，有些平台制定“危及用户权益情节严重”之类条款，但缺乏具体适用情形和量化指标——平台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商家没有任何反驳空间。当审核缺位、申诉无门，“仅退款”就成了职业羊毛党的零元购通道。

第三，监管喊了三年，平台阳奉阴违。2024年-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多次通过约谈、会议、出台规则等方式明确取消“仅退款”等不合理规则。可现实呢？有些平台依旧宽松审核，强制仅退款、申诉驳回，对骑手的扣款机制照旧。所谓“取消”，不过是平台把“强制仅退款”换了个说法。

舆论对它们的曝光也很克制。比如在2023年，四川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披露称，有电商平台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强行对9644笔订单做了“仅退款”处理。但截至现在，也没有公开报道这是哪家电商平台。

所以，在“仅退款”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平台不能只当规则的制定者、利益的收割者，却不当责任的承担者。否则，“仅退款”的恶果将由所有消费者来承担。

笔者认为，对于“仅退款”规则，应该马上进行优化升级，把它从“无差别”范围，变更为在生鲜、小额、退货成本极高等极少数场景下适用。其他品类，应该是消费者寄回商品才能拿回钱。规则设计必须回归公平，不能为了讨好用户就牺牲商家和骑手的正当权益。

同时，平台在审核机制上不能再随意。消费者申请退款，必须提供确凿证据；平台必须人工复核，不能算法秒退。对伪造证据、恶意申请的行为，平台要主动向公安机关举报，并配合追查。对多次恶意退款的账号，平台应建立跨店黑名单机制，限制其交易。

另一方面，平台因自身审核失职造成的错退，应当由平台先行赔付商家和骑手，再自行向恶意消费者追偿。不能把成本和风险全部转嫁给商家，让无辜者千里维权。

所以，当下一次再看到“商家千里追货款”“骑手扣款白干活”的新闻，请不要只骂买家不诚信。请把镜头转向平台——问一句：这笔仅退款，是怎么审核的？核了什么？申诉为什么不通过？平台到底负了几分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