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地方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力争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地方机构改革，既要与中央层面改革统筹衔接，也要与地方实情紧密结合，找准发力点。

牌子立起来，更要功能强起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机构改革旨在解决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短板，健全完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机构职能体系，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政府执行力。

理顺体制机制，攻坚重点领域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就科技、金融、数据管理、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职能机构调整，对地方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在科技领域机构调整，地方情况与中央不同，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也不一样。中央提出，科技领域机构改革不一定完全与中央层面对应，不能把有限的科技资源“撒胡椒面”。受访专家认为，组建地方党委科技领域议事协调机构需要根据地区资源禀赋、科技体制改革基础等标准结合实际分类实施，科技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可不单设党委科技委。

针对金融领域，中央要求，各地应主要抓监管和风险处置，加强金融机构党建工作。过往存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职责边界不清、权责不匹配等问题，新一轮机构改革要求建立以中央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目前，许多地级市、各区县已不再保留此前设立的地方金融监管局（或地方金融办），以期通过省级层面统筹，改善部分地方金融领域“重发展轻监管”局面。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创业团队。”上海市数据局于今年1月成立，相关负责人对半月谈记者说，不同于传统的政府部门，数据局管理的对象是数据，并衍生出数据确权归属、“数据财政”等专业领域，需要“突破传统、打开思路、勇于创新”。

同时要注意，部分省份数据管理部门仍存在与发改、工信、网信等部门职能交叉、权限不清等问题。北方某省政府咨询专家说，当地数据局“小马拉大车”，“真正理顺或许还需要两三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应允许改革存在试错过程，对于遇到的新问题，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方式”来推进，如设立工作专班、联席会议等，以此增强改革过程中地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此外，优化调整农业农村、民政部门等机构职能，推动乡村振兴、老龄工作等业务融合也是本次地方机构改革的题中之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认为，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突出哪些机构，也可以不设置或者简化哪些机构，对此地方上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

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

《方案》要求，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省、市、县级党委统一设置社会工作部门。受访专家认为，过往社会工作领域党政机构存在职责交叉重叠问题，组织、政法、民政等部门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政权建设、市域社会治理等领域容易产生多头管理现象。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张克认为，地方党委社工部基本职能应当与中央严格对应，在统筹指导信访和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两新组织等社会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构建相关职能体系，确保党的社会工作机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从目前省级党委社工部组建情况来看，部长主要由省委常委兼任、省信访局局长转岗担任、省级党委组织部副职调任等多种方式产生。受访专家建议，地方党委社工部主要负责人可考虑通过领导干部高配提升社会工作在地方治理中的影响力。在县市区一级，特别是人口小县、资源小县，张克等专家建议探索县级党委社工部与信访、民政等部门合署办公或合并设立，构建社会工作大部门体制。

云南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省委“两新”工委书记张晓鸣对半月谈记者表示，要准确理解认识社会工作部自身定位，树牢政治部、基层部、群众部意识。具体工作中，要注重“小切口”突破，做一件是一件，做一件成一件，确保开局起步工作得到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认可。

“自选动作”激发地方主观能动性

回顾多次机构改革历程，地方“自选动作”与“规定动作”的“协奏”引人关注。中央预留出改革空间，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使得机构职能更能适应地方发展实际，促进地方行政效能提高。

本轮机构改革中，浙江组建海洋经济发展厅，是全国首个以“海洋经济发展”命名的省级政府部门，将促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联动聚合”。上海加挂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办公室牌子、广州成立市投资发展委员会、浙江湖州组建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等“自选动作”，也都充分体现各地工作重点和特色。

市县层面的机构改革更为适应一线工作需求，彰显首创精神。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此前，滨海新区五大开发区1800多人“原地起立”，从行政事业编制改为“合同工”，竞争上岗，同时面向全国招聘管委会副主任。首轮聘期结束后，两人因业绩考核未达标，经天津市委组织部批准后降职处理。

据了解，滨海新区法定机构改革后，对开发区实行企业化管理。同一岗位收入差距达到1.7倍，“下级比上级工资高也不稀奇”。2023年，滨海新区开发区提出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的工作机构占工作机构总数的比重不低于80%等“3个80%”的目标。各开发区根据自身功能定位、产业特色设置了汽车产业促进局、绿色石化产业促进局等服务对象明确的新部门。

算好编制工作政治账、长远账

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将优化编制资源配置。在一些地方，不同领域、地区、层级间编制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无编可用”和“长期空编”同时存在。一些地方部门存在行政和事业编制人员“混编混岗”，一些基层地区使用财政预算的编外用人规模较大，且管控机制尚不健全。

中央要求，机构编制工作不仅要算数字账、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长远账，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民生福祉、强基固本的薄弱环节。本轮机构改革中，山西提出在不增加厅局级机构基础上，缩减省、市两级公务员编制，将其用于加强重点地区、领域工作，扩充基层行政、执法力量；安徽此前探索“编制周转池”做法，分离编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将闲置编制向重点行业和急需行业定向定量投放，多地也已借鉴推广这一经验。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市民中心

中央提出，部分地方议事协调机构过多，相关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针对抗震救灾、扶贫开发、南水北调等特殊时期、特殊任务，一些地方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了统筹协调作用。但一些地方照搬上级设置议事协调机构，有些机构与其他党政职能部门职责分工不清，相关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厘清解决。

从各地机构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出，精简优化议事协调机构成为普遍共识。如北京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对北京机构改革方案落到实处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着力精减人员编制、规范部门领导职数”“着力推动议事协调机构精简优化”即是其中两项。目前部分地方已逐步落实相关精简优化目标，如成都市新都区将议事协调机构精简为37个，精简比例达到83%，宁波市鄞州区将街镇现有下设机构数量精简近40%。

金融监管、知识产权、数据管理等是本轮机构改革重点领域，各地依照公务员法，启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聘任制公务员新一轮改革尝试。受访人士呼吁，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需求大的重点领域加大支持力度，打通各类别公务员交流任职通道，培养选拔更多具备专业化能力素养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