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重要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纪委全会、市纪委全会多次就加强纪律建设作出部署。2025年制定出台的《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对新时代廉洁文化教育作出具体部署。

重庆这片红色热土，涌现了许多严守纪律、作风过硬的感人事迹，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对塑造清正廉洁的思想品格、廉洁奉公的政德修养、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作用。2026年2月7日起，“风正巴渝”推出“档案中的纪律镜鉴”专栏，由市纪委监委宣传部指导，重庆市档案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两江新区纪委监委联合，深入挖掘重庆革命先辈的生动事迹，生动展现党的纪律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实践成果。通过真实鲜活的档案叙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力量，强化纪律意识、筑牢思想防线，将严明的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纪律严明

方能步调一致

——邓小平严明政治纪律的一次生动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对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和重庆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

当时，西南作为国民政府在大陆经营的最后据点，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政治上，西南曾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巢穴，大量隐藏的旧政权残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西南是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投机猖獗、交通梗阻、民生困苦；社会上，西南是少数民族最多、最复杂的地区，游民乞丐随处可见，烟毒娼赌十分猖獗，社会关系异常复杂。

外部环境的风险挑战之下，内部环境也面临着重重考验。当时西南地区党员、干部总量不足，加之在胜利面前，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骄傲自满、精神懈怠，以功臣自居等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提高政治站位，严明政治纪律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上述问题，邓小平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破题，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着力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在党内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多发人深省的故事，其中，邓小平对“王永福违纪事件”的处理，就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一次生动实践。

▲关于重庆市财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王永福局长有关税收问题的报告中所发生严重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的指示（摘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1951年2月10日，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兼任主任的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财经委员会”），向所属机关各省市区财委下发《关于重庆市财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王永福局长有关税收问题的报告中所发生严重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的指示》，严厉批评重庆市财经委和市税务局局长王永福关于1951年税收工作的一些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并警示全西南地区，“最近屡次发生工作上重大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各部、行、局，各省市区财政应严加注意，并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如何克服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规定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曾强调：“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他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风气”深恶痛绝。

稳中求进

中央和西南区的税收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经济的恢复和建设，重庆作为大西南的经济中心，恢复发展重庆的经济对于整个西南经济的全面恢复具有决定性意义。恢复经济建设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财政税收工作，但整个西南区税收工作开展较差，到1950年6月底，仅完成全年任务的18%，重庆市的税收任务也仅完成约30%。针对此种情况，1950年下半年的财政工作转移到以税收为重点，经过努力，到年底，重庆市完成全年税收任务的100.17%。

▲邓小平同志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提纲（摘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工商业税征收方法为三种：自报查账，依率计征；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基础上的定期定额。西南军政委员会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税务政策，结合西南地区实际，工商业税的征收以这三种方式结合进行，并以民主评议为主。

1951年1月2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南区一年来财经工作的基本情况和1951年的工作任务》的报告，确定西南区1951年财经工作的中心工作第一就是保障税收，增加收入，明确指出：“对城市工商业税，仍应本中央指示及全国经验，以民主评议、查账计征、定期定额三种办法结合进行，而以民主评议为主。”1月30日，邓小平在西南财经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批评了税收工作中过早或过广的要求实行查账计征的错误，指示今后的征收方式仍应以民主评议为主，三种方式结合进行。

急于求成

擅自变更征收方式

在重庆市1950年财税收入中，工商业税占55.66%，这意味着工商业税的征收对于完成全年税收任务举足轻重。1950年重庆市税收任务的完成，特别是工商业税占比的提高，给予税务工作人员极大的鼓励。市税务局决定在1951年的工作中作出改进，以期更快更主动做好税收工作。1951年2月2日，重庆市财经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市税务局局长王永福向会议报告了1950年工作情况及1951年的工作任务，提出改进工商业税征收方法是完成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市税务局将扩大查账征收，民主评议向下发展，摆在税务所或分局内，向旅（旅顺）大（大连）学习。普遍建立户必归组，在有组织的基础上做到自报实缴，争取取消民主评议的征收方法。王永福的报告得到会议通过。会议报告于2月5日上报西南财经委员会。

2月3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重庆市财委举行第三次全委会议》一文，报道了西南财经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情况。同时，也报道了2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情况，重点介绍王永福关于税收工作情况报告，强调改进工商业税征收办法，即扩大查账计征范围；民主评议向下延伸，建立工商业户小组，取消民主评议；定期定额的方法将大力推行等。

惩前毖后

西南区整肃政治纪律风气

西南财经委员会收到重庆市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报告，并得知2月3日《新华日报》已公开报道会议内容，非常震惊。重庆市税务局擅自提出“扩大查账征收”“取消民主评议”的方式，与中央和西南区的税收政策相违背，也脱离了重庆市实际情况。且如此重大的改变，未经上级部门审查批准，次日即在《新华日报》公布，更是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因此，2月10日，西南财经委员会向所属部门及各省市区财委发出《关于重庆市财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王永福局长有关税收问题的报告中所发生严重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的指示》，指出：“重庆市财委强调‘自报实缴’‘取消民主评议’等方针是错误的......过早的提出‘向旅大看齐’的口号也极易陷入被动”“所拟‘扩大查账征收’‘取消民主评议’的办法是与中央及西南的税收方针直接相违背的，这样重大的方针的变更不经请示批准擅自决定，并未经审查即在报上发表，是严重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这是不能允许的错误，特责成重庆市财委及王永福进行检讨，提出书面报告”。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伏案批阅工作文件

西南财经委员会的指示，及时纠正了重庆市税收工作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接到指示后，重庆市财经委员会、市税务局认真学习，于2月27日向邓小平和西南财经委员会提交报告，深刻检讨无视政治纪律自行其是盲目冒进的错误行为，并将严格纪律按法令办事作为税收工作的准则。西南财经委员会指示：“关于征收方法与本委有抵触部分，同意你们在适当会议上予以纠正。”

1951年，重庆市的税收工作严格执行中央和西南区的政策法规，把工作指导思想和方法约束在纪律红线内，税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以工商业所得税为例，全年实收24750673.5万元，是1950年的2.75倍，完成计划168.54%。

纪律如铁，警钟长鸣；纲纪严明，行稳致远。此次事件以深刻教训警示：只有把党的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特别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按法令办事，才能凝心铸魂、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笃行不怠，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供稿：重庆市档案馆 两江新区纪委监委

作者：胡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