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湖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共为30926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进行澄清；2024年，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为2802名党员干部、259个党组织澄清正名……一系列法规制度特别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做好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澄清工作纳入监督执纪执法工作布局，旗帜鲜明为清白干事者撑腰、为担当作为者鼓劲，切实保护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对符合澄清情形的失实检举控告，“应当”予以澄清，即做到“应澄清尽澄清”。但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并未将澄清工作作为“必答题”，失实检举控告数量很多，开展澄清的却是少数。比如，某区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的失实举报中，只有三分之一进行了澄清；在个别县（市、区），一年中甚至找不到一件澄清的案例。那么，“应澄清尽澄清”何以难落地？

澄清情形把握不准

工作开展“冷热不均”

《意见》规定了澄清工作的适用情形，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澄清工作划出了明确范围。《意见》实施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什么应当澄清”认识进一步统一，更加注重对澄清对象的甄别筛选，澄清数量普遍提升，但工作开展不平衡现象仍比较突出。以中部某省为例，近三年来，一地级市纪检监察机关对超过90%的失实举报作出澄清，另一市的数据则只有50%左右。

差异从何而来？调研中，两种问题表现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种是应当予以澄清却没有澄清，搞“选择性澄清”。比如，有的仅在面临换届选举、选拔任用等关键节点时才澄清，有的只选取司法机关给予明确结果的问题开展澄清，还有的直至网络上出现了舆情才去澄清。另一种则是对没有必要甚至不应澄清的也澄清，搞“凑数式澄清”。比如，对于有的失实举报，被举报者本人和周围人并不知晓，也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仍然被纳入澄清范围；有的举报问题没有查清楚，或者被举报党员干部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或待核查问题线索，也进行了澄清。

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应澄清尽澄清”的要求，其背后既有主观认识原因，也有客观现实短板——

首先，认识上存在偏差顾虑。一些人错误地将澄清理解为包庇、“站台”，认为有“官官相护”的嫌疑，会影响群众检举控告的积极性；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承办部门认为办案才是“分内之责”，澄清顶多算“锦上添花”，或是担心澄清后过几年又被查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开展澄清工作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有的被举报干部特别是职级较高的干部对澄清存在抵触心理，担心扩大知情面、“越描越黑”，不愿甚至拒绝组织为其澄清；还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政绩观错位，只追求澄清数量“好看”，忽视了对澄清质量的把关。

其次，制度上缺少监督约束。一是统筹协调不到位。澄清工作具体由纪检监察机关哪个部门负责统筹，《意见》并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工作中，个别地方缺少牵头抓总部门，“领导不推就不动”。二是相关制度不够细化。不少同志谈到，《意见》虽明确了澄清情形，但实践面临的情况有时较为复杂，比如对于什么程度算“不良影响”、“可能受到影响”该如何认定理解不一致，具体操作时往往“靠经验”“凭感觉”。三是缺少反馈评价机制。不同于问题线索处置、案件查办等工作，对澄清工作的监督、评查、纠偏不够，承办部门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是否应当澄清也就成了本“糊涂账”。

再次，能力上仍有短板掣肘。“查否比查实更难”，调研中很多纪检监察干部讲到，查否需要排除所有合理怀疑，证据要求更高、耗费精力更多，对承办人员能力提出了更大考验。对于一些年代久远、线索模糊、证人难寻的重复举报或交叉举报，彻底查清事实、准确作出失实认定有时存在困难。反映的问题查不透，开展澄清自然底气不足。特别是职级越高的干部，权力越大、问题越复杂，加之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障眼”，精准甄别难度升级，纪检监察机关也会更为慎重。

“应澄清不澄清，可能让不良影响长期存在，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背负沉重心理压力；不该澄清却澄清，浪费纪检监察机关资源，损害澄清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湖北省纪委监委信访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澄清工作不是单纯看数量，而应实事求是，把握积极稳妥的原则，对符合澄清情形且具备澄清条件的检举控告，做到“应澄清尽澄清”。

规范性精准性不足

“好事”没能“办好”

《意见》对澄清工作的重要事项作出统一规范，明确职责分工、程序要求、主要方式，为推动澄清工作规范有序、精准有效开展提供了标准和遵循。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某地一名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起初只是希望组织查清真相、给个说法，出具一份澄清函即可，但相关纪检监察机关采用公开澄清方式，在其单位进行了通报，扩大了知情面，反而让这名干部倍感压力。

澄清工作本是为党员干部卸包袱、解心结的“好事”，“好事”没能“办好”，在实践中并非个例。这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开展澄清工作规范性精准性仍需提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表现。

——从澄清方式看，存在“一刀切”问题。其中既有为了“造声势”，对不适宜公开的公开澄清，给干部带来“二次伤害”的，也有“图省事”，不论影响范围大小，都习惯性选择书面澄清、当面澄清的。2024年，某区纪检监察机关共为58人开展澄清，其中书面方式16人、当面方式31人、会议方式9人、通报方式1人、其他方式1人，前两种方式占比超过81%。

——从澄清时限看，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没有明确澄清时限，或因为问题复杂未查清，或由于组织实施不及时，有的收到信访举报半年多仍迟迟没有开展澄清。一名基层干部表示，这一方面导致不实信息持续发酵，引起周围领导同事猜疑误解；另一方面，对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来说，“多等一天就多一分煎熬”，内心委屈、担忧等情绪长期积累，正常的工作生活也被打乱。

——从澄清内容看，对界限的把握有时不够严格精准。比如，有的为了体现“激励”作用，在澄清时明确表示“某某是个好干部”，超越具体事项为干部个人作全面评价，看似“撑腰鼓劲”，实则极易留下“后遗症”。也有的不注意“内外有别”，澄清时事无巨细，一律拿到会上说。

——从澄清程序看，一些地方对澄清工作程序性要求不明确，如会议澄清的参会范围、媒体澄清的层面要求等，缺乏具体的执行标准。还有的在澄清文书中存在疏漏，如澄清审批表中缺少澄清对象意见，公开澄清方案中没有安全预案，会议澄清征求意见表时间与会议当天重合，等等。

受访者表示，上述问题之所以出现，首先在于一些纪检监察干部对澄清工作重视不够，认为与办案相比，澄清工作是一道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散一尺”，开展澄清标准不高、要求不严，贯彻执行制度规定也就变形走样。其次，综合考量、因人施策能力有待加强。选择澄清方式、范围时，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问题性质、影响程度、澄清对象意见等因素考虑不周，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此外，一些举报问题涉及卫生健康、工程建设等专业领域，有的纪检监察干部知识储备不足，往往因专业壁垒影响工作效率，导致核查周期较长、澄清一拖再拖。

“澄清工作是个精细活，如果操作不规范、不精准，不仅达不到激浊扬清的预期目的，还可能加重干部心理负担，损害纪检监察机关的公信力。”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李圣泉看来，只有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真正为被澄清干部卸包袱、解心结，才能充分发挥澄清工作的积极作用。

“一澄了之”无下文

澄清效果“打折扣”

某地一位村干部受到不实举报后，组织及时为他进行了澄清，然而他的心理包袱并未完全放下，产生了“多干多错”的顾虑。因担心再次被举报，该名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畏首畏尾、推进迟缓。“一些干部虽经组织认定无过错，仍会觉得自己‘洗不干净’，特别是直面群众的基层干部，长期承担征地拆迁、危房改造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线工作，难免会遇到矛盾冲突，‘被举报’的标签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攻坚克难的积极性。”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委组织部部长谭湘华表示。

实践证明，澄清工作不是“一锤子买卖”，也不可能“一药治百病”，如果“一澄了之”，效果往往会“打折扣”。鉴于此，《意见》对巩固澄清工作效果、深化成果运用作出规定，明确根据需要可以适时通过适当方式开展回访，了解澄清对象的工作表现、思想认识等情况。但从调研情况看，忽视澄清“后半篇文章”的情况仍不同程度存在。

一是回访工作不到位。有的将澄清视为“终点”，宣布完核查结果就觉得“万事大吉”，对于一些澄清后仍然存在心结的党员干部，没能及时发现并进行疏导。有的开展回访流于形式，前期准备不足，方案“千人一面”，或是简单打个电话、走走过场，以面上了解代替深入交流，回访过后，澄清对象的思想“疙瘩”依然没解开。

二是反馈通报不及时。根据相关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应及时向组织部门通报澄清情况，但在实践中，通报缺失或滞后问题时有发生。比如有的多头举报中，纪检监察机关早已查明问题失实并开展澄清，组织部门对此却毫不知情。有的即使落实了告知要求，也没有做到动态更新、一人一通报，而是等到廉政审查时才进行沟通。

三是查处诬告陷害力度仍需加大。澄清是“护正”，查诬是“惩错”，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然而调研发现，不少地方查诬工作相对疲软。一位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同志就坦言，近两年来，该市本级查处诬告陷害行为还未“破零”。查诬力度跟不上，澄清效果也会受影响。如某人在举报中捏造某村党支部书记侵占集体资金、贪污补偿资金等问题，镇纪委均查否并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作出澄清，但此人继续就捏造的问题进行举报，在区纪委监委提级核查认定失实并向其反馈后，仍不断重复举报，给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对于这些问题，不少纪检监察干部道出了原因所在。首先，对被澄清干部开展回访不是硬性规定，一些纪检监察机关限于人员精力，更倾向于优先处理新的问题线索，也有的存在“本领恐慌”，担心回访会刺激被澄清干部，索性就不再过问。其次，纪检监察机关“单打独斗”现象仍然存在，工作中协作不力、合力不强。针对澄清工作，一些地方未建立纪检监察机关与组织部门之间的常态沟通机制，有的没有明确澄清后抄送对方的时限要求，导致衔接不及时不顺畅。再次，诬告陷害行为认定查处较难。很多干部讲到，诬告行为几乎是“零成本”，“一封信、几角钱、查几年”，由于证据标准较高，面临调查取证难、行为人身份确定难等问题，“认定诬告比查一个案子难度都大”。即便被查处，也多以批评教育、法制谈话等为主，追究法律责任的实际案例较少，震慑力有待加强。

消除不实举报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被澄清干部卸下包袱、放手干事、担当作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湖北省宜昌市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主任张森认为，只有建立健全及时澄清、暖心回访、严惩诬告的闭环机制，加强与组织部门、公安机关等单位的协作配合，才能树立鲜明导向、营造良好氛围，不断巩固澄清工作效果，保护和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李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