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珍贵的药用植物，越是生长在陡峭的悬崖绝壁上，往往需要采集者徒手攀岩采摘。”

　　“因为喜爱(药用植物研究)，尤其有收获的时候，感觉再苦再累都值得。”

　　“我做得还不够，希望儿子接着做下去，让中药研究造福更多百姓。”

　　▲刘正宇。记者 罗斌 魏中元 摄

　　今年67岁的刘正宇，专注药物种植研究40多年。

　　2000年初，在城口寻找崖柏途中，时任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资源室主任的刘正宇一行遇到5名当地小学生。时间已是下午4点左右，但孩子们连午饭都没吃，还要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回家吃上饭。没有带零钱的刘正宇，拿出身上的100块钱，让他们自行分配使用。

　　十余年后，刘正宇在城口一个村考察，却意外地发现了这100块钱被留存下来——原来，当年孩子们将钱拿回后，村里便将这张钱留存并张贴，让孩子们时刻记得社会的关怀。令人高兴的是，当年的5个孩子中有4个都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

　　7月21日，当已是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的刘正宇，向重庆日报记者诉说起这段往事时，十分动容，甚至难以控制地流下了眼泪。

　　刘正宇说，正是这些小事，激励着自己在40多年的岁月里，一直专注药物种植研究，成为一名“中药老牛”。

　　采访中，刘正宇常挂在嘴边的便是：“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要竭尽所能报答这份恩情。”

　　“父亲临走前让我要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

　　刘正宇帮助过很多人，也救过很多人，但他说得最多的，是别人对他的帮助。他永远都记着父亲临走前对他的嘱托：“儿子，是党和人民培育了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要感恩党的培养，竭尽所能报答人民。”

　　刘正宇的父亲刘式乔，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先后学习过化学与农艺。“他经历过战争，看到老百姓食不果腹、疾病流行、生活困苦的惨状，一心想用科学救国。”刘正宇说。

　　当时，疟疾等疫病流行，抗疟药品紧缺。为了实现抗疟药自给，国民政府在南川金佛山下设立种植试验场，对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常山进行栽培研究。这座试验场，就是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的前身。

　　1942年，刘式乔来到金佛山种植试验场，从此，他就把一生奉献给了药用植物研究事业。30年里，刘式乔发明了使用直接插播法种植常山的新技术，并研究出人工种植天麻的方法，让中国第一棵人工天麻在金佛山生了根。

　　童年时，刘正宇便时常跟随父亲上金佛山采集药物标本，对各类花花草草十分熟悉。没想到，这些花花草草还救了他的命。

　　刘正宇上小学六年级时患了脑膜炎，在医院拒收、医生摇头的情况下，家人只好把他背回家。幸亏经当时一位路过村里的老中医指点，用自金佛山上采摘的草药救回他一条命。

　　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刘正宇，立志投身药用植物研究。青少年时期，他就成为父亲的“助手”，经常从金佛山上采集药草，为父亲进行药物研究提供“一手素材”。

　　1972年，长期劳累导致刘式乔突发高血压，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父亲临走前让我要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这也让我逐步树立了要研究药用植物、造福人民的志愿。”刘正宇说。

　　1980年夏天，刘正宇带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付德志上金佛山采集植物标本。在攀爬峭壁上山时，他一脚踩空，从峭壁上摔下来，峭壁上尖锐的石头切破了他腿上的动脉血管，鲜血一下子喷涌而出。一旁的付德志一下乱了方寸，抓起一瓶药就往刘正宇伤口处撒去，血非但没止住还流得更快了。原来他情急之下拿成了拔毒的蛇药，药不对症，失血过多的刘正宇已出现败血症征兆，危在旦夕。

　　村民刘福元刚好从村卫生室给发高烧的女儿拿药回来，发现了刘正宇，赶忙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他止血，还将医生给女儿开的消炎药和葡萄糖让刘正宇服下，病情开始稳定下来。第二天，刘福元又背起刘正宇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公社卫生院。刘正宇被转送到市里的医院，才脱离了危险。

　　“我后来才知道，刘福元的女儿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高烧成重症肺炎。”刘正宇说。

　　“老百姓对我们是真好呀!”刘正宇感叹道，“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入党，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药用植物研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每年有200余天在野外搜集标本和调查研究

　　决定投身药物种植研究事业后，刘正宇放弃了大学毕业去北京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到金佛山脚下，进入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工作。

　　▲刘正宇。(市委宣传部供图)

　　从1975年进入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以来，40多年里，刘正宇每年差不多有200余天在野外搜集标本和调查研究，足迹遍及金佛山、贡嘎山、岷山等周边山川，正如他的微信昵称“中药老牛”一般，像一头牛扎根在药物种植研究一线。

　　在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每次进金佛山采集药物标本，刘正宇都借住在山上的金佛寺，曾逢数次奇遇。

　　一天夜里，寺里突然冲进来一头野猪，王和尚不在，只有他母亲一人，她想赶走野猪，却反被野猪撞倒撕咬。刘正宇听到呼救声及时赶到，把野猪打跑。事后，王和尚为了报答刘正宇救母之恩，拿出了收藏的上百张单验方赠与他，刘正宇如获至宝。

　　常年在野外采集药物的日子是异常艰辛的。

　　“吃不上饭是常事，睡觉也得多留个心眼。”刘正宇回忆说，在深山能找到农家借宿是最好不过的，但这种情况很少能遇到。多数时候，山洞里、崖壁下，只要能遮风挡雨，就算是野外考察时最好的“宿舍”了。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实在渴极了，崖壁上的湿苔藓都会成为他们的解渴之物。

　　这种在野外采集药物标本的日子时常伴随着危险。几十年来，在野外露宿的刘正宇，被窝里钻进过蜘蛛、蚂蚱、蜥蜴、蛇、青蛙;找寻药物标本途中，遇到过老虎、黑熊……这些经历记者听着冒冷汗，刘正宇说起来却云淡风轻。

　　由于常年往深山老林里跑，受伤成为刘正宇的“家常便饭”。特别是近几年，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仍坚持在野外一线采集作业，受伤更频繁——

　　60岁那年，刘正宇在野外考察时被竹签戳伤大腿，由于赶着要去北京开会，他只是简单包扎后吃了点消炎药就上路。结果在去北京的航班上，由于高空压强大，伤口大出血，飞机降落时刘正宇已成了“血人”，医生不得不在停机坪上为他搭起急救棚。

　　63岁时，在野外考察的刘正宇手掌虎口被竹子戳伤，骨头清晰可见，由于治疗不及时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差点被截肢。

　　64岁时，同样是在野外考察，天气闷热让刘正宇突发晕厥，从几米高的坡上摔下来，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为左侧一根肋骨断裂，双手、腿部都有伤，需要卧床治疗至少1个月。然而当学生们到医院探望刘正宇时，他最关心的仍是药物的研究进度。没过不久，尚未痊愈的刘正宇就匆匆回到单位上班……

　　“越是珍贵的药用植物，越是生长在陡峭的悬崖绝壁上，往往需要采集者徒手攀岩采摘。”刘正宇回忆说，为了采摘那些珍稀植物，有好多次他完全是靠一双手抠着石头缝慢慢向上爬，然后凭记忆再慢慢一步步踩着缝隙下来。

　　如今，刘正宇随身携带用于记录的《野外采集记录本》，早已写满一本又一本，在办公室里堆成了一座小山。

　　40余年采集30万份药用植物标本

　　40多年里，刘正宇一直致力于植物资源、植物基源分类和药用植物栽培的研究工作，从未停歇，他和他的团队采集了各类药用植物标本达30多万份，收集了3000多个民间单验方，更是成为我国唯一一位参加过3次中药资源普查野外调查的人。

　　刘正宇最常为人说道的是他发现崖柏的故事。崖柏是世界上最珍稀的裸子植物，常常生长在绝壁上，且只分布于中国西部的大巴山区，被植物学家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活化石”。

　　1892年，法国传教士、植物爱好者法吉斯在重庆城口咸宜乡首次采集到崖柏标本，回国后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之后的百年间，再也没有寻到它的踪迹。199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崖柏列为中国已灭绝的三种植物之一，将其从世界自然保护名录中除名。

　　这让刘正宇很不服气：“他们都没有来实地调查,凭什么就宣布崖柏已经灭绝了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99年，重庆市成立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骨干调查队。不服气的刘正宇带领调查队走进大巴山深处，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寻找，最终在城口县明中乡龙门村的密林中发现了上百株活体野生崖柏树。他们以第一发现地为中心，扩大区域进行拉网式搜索，又在城口县咸宜乡葛藤村的密林中，发现了高大的崖柏群落。之后，他们又在同属于大巴山区的开县(现开州)发现了崖柏。

　　经刘正宇实地考察证实，全球仅存的5000多株崖柏，存活在城口与开州交界的一字形山岭两侧区域内。在鉴定确认无误后，刘正宇和同事2000年在《植物杂志》上发表论文《崖柏没有灭绝》，2002年与国内外裸子植物权威人士联合在《林奈学报》发表论文《崖柏：一种被重新发现的柏科植物》，宣布崖柏仍存在于中国，引发全球业内反响，也促成了我国在2003年批准成立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除了发现了“崖柏”等多种世界级濒危动植物，让大自然的馈赠变成“金疙瘩”，也是刘正宇一直以来的心愿。

　　上世纪80年代初，刘正宇与同事在酉阳发现了大面积的青蒿野生资源，并帮助当地建起一座青蒿素药厂。

　　刘正宇还和同事一道发掘出分布在金佛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南川大茶树的生长特性和经济价值，让原本只能卖三、四块钱一斤的大树茶价值飙升到近万元，有效帮助当地农户脱贫增收;由他主持的全国金荞麦主产区资源调查和金荞麦人工栽培技术项目，不仅为太极集团解决了急支糖浆无原料的难题，还极大改善了种植农户的经济收入。

　　除了日常药物采集研究，刘正宇还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多项贡献。国内学术界为表彰刘正宇数十年野外艰苦工作和为植物资源研究做出的贡献，以他的名字先后命名了5种国内新发现的珍稀植物。

　　2012年，刘正宇被评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13年，他被中国中医科学院聘任为“神农学者”;连续多年被评为 “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他离不开金佛山，离不开大山里那些花花草草”

　　药用植物研究这项工作清贫而辛苦，且多数时间无法照顾家庭，一般人很难坚持长久，但刘正宇却说：“因为喜爱，尤其有收获的时候，感觉再苦再累都值得。”

　　刘正宇取得的成就在国内植物学界引人瞩目。北京、成都的几所高校和研究所向他抛来了“橄榄枝”。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也有不少科研人员跳槽，年收入数倍、数十倍地增长。

　　刘正宇选择了留下。很多人都不理解，爱人谭杨梅却懂他：“他离不开金佛山,离不开大山里那些他心爱的花花草草。”

　　对于自己的选择，刘正宇也从未后悔。他说，在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的这些年，他获得了和世界药物种植领域顶尖专家合作的机会，并和国内6名院士进行了项目合作，可以说“是巨人把我捧上去的”。

　　刘正宇的研究相继转化为成果，造福于民。本可以功成身退的他，仍觉得自己还有许多没做完的工作。如今，67岁的他仍然坚持上山采药，手脚麻利，干劲不减。“金佛山是座宝库，只要我还能走得动、上得了山，哪怕到了80岁都要继续干下去!”

　　眼下，年近古稀的刘正宇正在进行标本数字化整理工作。他收集的几千个中草药单方也需要整理，“如果这些方子不传下去，对不起前辈先贤啊!”

　　还有家乡的药材“宝库”金佛山。这座承载他太多记忆的宝山，不仅有着他对父亲事业追求的继承、对村民刘福元的感恩，还有对前人智慧结晶的发扬，以及他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践行。

　　受刘正宇影响，儿子刘祥子承父业，也投身于中药研究和开发工作。用刘正宇的话说，“我做得还不够，希望儿子接着做下去，让中药研究造福更多百姓。”